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為什么要“混”學生會？

采訪中，記者發現，盡管最初大部分人參加學生會的目的只是為了“鍛煉自己”，但在潛意識中，通過學生會工作獲得保研或者增加就業籌碼，似乎才是部分學生會干部們走下去的真正動力。

“學校沒有明確的規定，說學生會主席就一定可以保研，但大家會看嘛，往屆的主席幾乎都獲得了保研名額，這幾乎就是公開的潛規則。”一位大三的學生會部長告訴記者，“混學生會，有時候與能力有關，但更多時候也與個人的性格、交際能力甚至家世背景有關。一些長相甜美的女生，尤其能夠得到更多的機會。”

在校學生會公關部工作的大二女生李婉告訴記者，公關部的主要工作是拉贊助。“上個學年，我覺得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自己拉到了一筆3000元餐劵的贊助。”李婉為此很是高興了一陣子。

這樣的成績在劉若看來，“對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同學來說，簡直就是小菜一碟”。她告訴記者，本系有不少同學的家庭背景好，他們依賴父母的社會關系隨便拉個萬把塊錢的贊助，很快便能夠在眾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中凸顯出來。

符銘為是否還要在學生會這條路上走下去苦惱著，“學生會工作占據了我很多時間，一方面它的確教會了我一些為人處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擔心是否一定能夠實現保研的目的。”

學生會工作的另一個好處是，在爭取獎學金時，學生會有獨立推薦資格。也就是說，大多數學生需要通過成績排名來獲取獎學金，而在學生會中工作的學生每年有穩定的名額可以直接獲取獎學金。

“是否獲得過獎學金與未來能否保研也有一定關系。”一位大三的學生告訴記者，保研主要考察學生的三方面能力：成績、科研論文以及社會工作。“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連環套，比如成績不一定看總分，而要看你的專業分和選修分；科研論文就要參加學校的各種大賽；社會工作就主要指學生會工作。三年下來，我才基本上搞明白這套規則，很多時候，會覺得相當疲憊。”

學生會里學到“成熟”？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陳偉在博文中寫道，“學生會本應是學生自治組織，現在卻成了‘被治’組織，完全接受團委的領導或指導，從財政、學生干部任免各個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產生了諸多問題：學生干部的產生不透明、官僚作風盛行、不為學生謀利、學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評獎學金、參加對外交流活動等各方面優惠。”

在采訪中，人大的不少學生坦言，“感覺沒有陳老師說得那么嚴重，但那些問題的確多多少少地存在著。”

也有學生表示，在學生會里，“自己的確學到了不少”。

符銘對此感觸很深。他舉例說，自己是三個大課的課代表。老師之所以不約而同地選中他，只是因為他更會處理師生關系。“一個是老師問，誰愿意買他的書作為教材，當時全班只有我一個人舉手了；還有一個是老師下課后說，如果有人想要課件，可以給他發郵件，全班也只有我一個人下課后馬上給老師發了郵件。”符銘為自己的這種成熟辯解說，“我都是真心的，但老師也需要學生的呼應嘛。”

同樣，從學生會上下級之間相處中學習到的“不能童言無忌”、“謹慎的人際交往規則”，讓符銘在日常學習中處理和同學的關系時，格外小心。他會早到教室半小時，隨時準備幫助有需要的同學復制各種學習資料，在和同學交談時，會關注是否平視對方等細節。

在聽到符銘的學生會工作領悟之后，上世紀80年代就讀于清華大學的陳曉感慨道：“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學和學生會，真的沒有這么復雜，大家一起談理想，寫詩，切磋專業知識，大學真的就是象牙塔。”

而針對學生會的半官僚化問題，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新教育改革發起人朱永新說，什么樣的大學造就什么樣的大學學生會。大學本來應該是一個相對民主、自由、寬松、自治的機構，這樣一個機構才能保證大學成為一個自由思想的發源地，應該淡化大學的行政色彩。

學生會里，究竟學到了什么？每一個參加過以及仍在參加著的大學生心里，都有一本賬。本報記者 李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