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經費不斷增長，教授基本工資卻變化不大，靠課題經費提成提高待遇由此“順理成章”——

“底薪”太少逼得教授變“銷售”

灰色收入為何大行其道

黑龍江一所高校的財務人員趙老師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教授從學校直接拿到的收入大致分為兩塊：“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其中績效工資占到至少一半的比例，而基本工資一般在5000元左右。

這就意味著，即便是級別相同、工齡相同的教授，收入也會有差別，申請課題經費多的科研人員，可支配的資金多，用來發績效工資的部分就多。

趙老師介紹，國家對大學的投入比過去已經提高很多，但作為基本保障部分的教師基本工資增長非常有限，主要是基于一個目的：刺激教師工作的“積極性”。

科研經費提成的做法，也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從上世紀80年代末起，為了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應用，高校開始鼓勵教師“積極申請課題”，教授更是成為大學申請經費的籌碼和“搖錢樹”，以課題經費提成來提高待遇由此肇始。

與此同時，不同學科獲取課題經費額的差異巨大，理工科一個大項目就幾百萬上千萬元，人文學科一個課題能拿到幾十萬元的就算不錯，基于同樣比例的提成也加大了教師收入的不均衡。

一邊是高校經費不斷增長，一邊則是教授基本工資增長有限，在這樣的體制下，個人創收變得順理成章：開辦公司、校外兼職走穴，有的教授每年的收入可高達數百萬元，掙得盆滿缽滿。

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院士曾在“2010年高等教育國際論壇”上直言不諱：僅僅靠國家規定的工資收入，高校教師的待遇就太差了，這讓某些教育機構的老師有了為房為車追名逐利的借口。盡管目前很多教師的實際收入還算體面，卻是建立在工資外的“創收”或“項目提成”上。

高教專家沈凌教授指出，如同改革開放后社會各階層收入出現分化一樣，教授收入分化屬于正常現象，因為不同的學科、研究方向決定了與市場的緊密程度。一些應用學科因為天然地緊跟市場需求，更易產生經濟效益，而選擇文學、哲學研究的教師通常比較清貧。

“但同為教授，貧富差距過大，顯然不正常。”在沈凌教授看來，對于一些基礎學科，不給予同等的經費支持，卻希望100年以后能作出貢獻，并不現實。

在國外，個人從科研經費中提成難以想象

正在香港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吳蘇州介紹，香港大學的正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大約為8萬~10萬港幣，在香港屬于中產階級，生活無憂，可以安心教書育人。而在內地，一個正教授的月平均工資大約是6000元~8000元，由于地區差異，有些地區可能還達不到這個水平。

按照當下的匯率，1元人民幣可兌換1.22港幣左右，內地正教授一年8萬~10萬的工資總數，相當于9萬~12萬港幣，僅比香港大學教授一個月的工資多一點。

二十一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教授對中外高等教育頗有研究。他介紹，高校教師在一些發達國家屬于中高收入群體，但我國高校教師從整體上來說，遠未達到這一水平。

民國時期教授的待遇更是令今天的教授們稱羨。

辛亥革命后的錢玄同、劉半農等人，月收入都在200元~300元之間。在當時，1元可以買8斤豬肉，三間正房一月租金也只要8元，12元就可以使北京“四口之家”維持小康的生活水平。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購置一輛小汽車花500元，只相當于他一個月的工資。

其時，除了高薪資，大學還為教授提供新式住宅，書房、臥室、餐廳、會客室、浴室、儲藏室等一應俱全，還有花木蔥蘢的小院可供休憩散步之用。

由于國內大學提供的薪資豐厚，許多留學生回到國內擔任教授職務，收入與國外差不多，留學一去不歸的現象也很少見。

今天，不少教授的收入也已跨入中等以上，只是，從科研經費等途徑獲取的灰色收入在其中占據了主要比重。

吳蘇州在香港大學里還驚奇地發現，科研經費與教授個人竟然完全沒有關系，“教授拿再多的科研經費，自己的收入都沒法增加。”

美國也有類似的規定。

熊丙奇教授介紹，在美國大學里，教授的收入是一定的，除了年薪收入，教授不能在課題中提成，假使一名教授在學校拿9個月工資，其余3個月薪水可以從其課題經費中支付，但僅能按年薪水準支付3個月，拿再多的課題經費，都不會改變。

事實上，教授走穴、兼職，在一些國家也不可想象。

印度就規定教授除著書立說發表文章獲得版稅外，不允許有其他的收入來源；日本教授走穴則必須經過學校的批準。

在國內，熊丙奇則聽說過這樣的怪事：一所高校突然整治教學風氣，一名長期在校外兼職掙外快的教授由于幾年不在教研室露面，出現在除名的名單中，這名教授直接找到學校質問：“這些年你們什么時候對我到教研室有要求？”一句話讓學校管理者啞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