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價格凍結期本是改革的良機，可惜有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少有作為。一年過去了，一切又回到了原點，景點在漲價上的報復性反彈，使“一年禁漲”成為笑柄。
每逢佳節倍思親，而對中國景點來說，是每逢佳節就漲價，甚至離國慶黃金周還有一個多月，就急吼吼地漲起價來——因為去年有發改委等八部門“一年內只能降不能漲”的禁漲通知，所以去年未聽到漲價聲。今年禁漲令一到期，漲價就不可抑制地集中爆發。
這樣的集中漲價和報復性反彈，是對有關部門“一年禁漲令”的公然嘲弄，也是對輿論和公眾的無情嘲諷：再牛的禁令，約束力也只有一年，一年過后我們還是想漲就漲。這種報復性反彈，是“一年禁漲”的必然邏輯，輿論其實早該預料。但我們還是要問，“景點價格一年禁漲”，難道僅僅只一年有效？這種僅在一年中凍結了景點漲價的禁漲令有什么意義。
回顧一下去年4月底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等八部門出臺“一年內只準降不準升”的禁漲初衷，可不是單純為了一年禁漲，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務和改革設想，那就是“對全國范圍內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的門票價格進行清理整頓”，這從《關于整頓和規范游覽參觀點門票價格的通知》的名稱可以看出來——這個禁令的背景是，當時的景點管理和定價相當混亂，地方政府將景區當做財政的提款機，毫無節制地想漲就漲。設置一年的禁漲期，是為了凍結景點的價格，從而為整頓和規范門票價格創造空間，為清理整頓違法違規的定價行為留足時間。
所以，一年的禁漲期，并非只為了一年禁漲，并非遏制漲價的權宜之策，并非短期內平息民眾對漲價的怨憤，而主要為了整頓市場、清理違法、整頓秩序并最終完善制度，從而在根本上遏制住景點想漲就漲、勒索游客的歪風，在制度上馴服景點的亂漲價行為。這一年的價格凍結期和禁漲期，應該是各部門積極完善旅游景點定價制度的一年，嚴厲整頓旅游市場的一年，努力清理亂漲價亂收費的一年，而不是只盯著景點有沒有違反禁漲規定的一年。
可一年的禁漲期去了，輿論和公眾看到什么了呢？除了漲價卷土重來之外，別無所獲。
按理說，一年禁漲期過去了，有關部門起碼要給媒體和公眾兩份答卷：一是對亂漲價清理整頓的結果，《關于整頓和規范游覽參觀點門票價格的通知》上寫得明明白白，禁漲是為了對門票價格進行清理整頓，一年的整頓，到底查出了多少價格違法行為，整頓了多少亂漲價的景點，清理起到了什么作用，這些首先應該向公眾公布，曝光那些違法景點并通報處理結果。二是遏制亂漲價的制度努力，即在這一年的價格凍結期內，八部門的聯合執法、聯合磋商、聯合治理，有沒有找到一條約束景點漲價沖動的規范，畢竟整頓的目的是為了規范。景點亂漲價的關鍵在于“深陷漲價利益的地方政府自身主導定價”，只有將定價權收回來，才能避免公共景點成為地方政府的提款機，成為他們財政困難時想漲就漲的財政增長點。
可是，一年禁漲期說過去就過去了，可能有關部門已忘記了當初出臺通知的初衷和承諾，既沒有公布清理整頓結果，也沒有拿出遏制亂漲價的新規范——一切又回到了一年前的原點，除了一年的漲價凍結外，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過。
針對輿論對景點集中漲價問題上的質問，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雙手一攤擺出了無奈：地方景區門票定價權在地方，目前尚未發現漲價超出政策的合理范圍。可以反問一句：既然定價權在地方，那去年怎么又有權力下“一年內只能降不能漲”的禁漲令？那時候怎么又能干涉地方的定價權呢？這是不是自打耳光。
主導景點定價并進行監管的責任當然應該在發改委這一級。因為公共景點并不是哪個人、哪個部門、哪個地方的私人物品，在產權上屬全民所有。分散的全民不可能行使這種所有權，于是委托發改委代行所有權——為了管理方便，政府可以將所有權中的部分權力讓渡和委托給地方行使，但作為核心權力的定價權和受益權不可讓渡。如果這種核心權力讓渡了，公共景點就必然會異化地方物品，成為地方的提款機，這正是當下的現實景象，是亂漲價的制度根源，也是要著力改革的。
一年的價格凍結期本是改革的良機，可惜有關部門在這個問題上少有作為。一年過去了，一切又回到了原點，景點在漲價上的報復性反彈，使“一年禁漲”成為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