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教育遭遇難解困窘
“作業本的差價，沒有任何政策依據，的確是在違規收費。”面對記者，扶風縣教育局的副局長李新安的態度算得上是坦誠。但同時，他堅持認為，這種收費的做法“并沒有違背良知”。
學生的教育“人頭費”，從財政直接下撥到學校，而教育管理部門則需要常常應付些類似“矮馬配大鞍”的花銷用度。
比如，2009年高考前，要求每個考場都要安裝攝像監控設施。“國家的本意是要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市搞試點，結果我們這里地處西部也要搞。”全縣200多個考場，安裝下來至少得將近200萬元！這些錢從哪兒來？財政上不出錢，要教育局自己想辦法，直到現在，這一大筆錢還欠著。
“扶風的鄉村教育是個啥條件？下去走一走就知道了。”李新安舉了個例子，來一場地震，多數校舍都得塌。現在的校舍，多是當年第一次“普九”時農村自己蓋的，磚頭塊子壘起來的，“有的學校的教師宿舍，兩隔壁的墻上裂縫大得能夠手拉手。”
雖然是這樣，還得推進“新農村衛生校園工程”。這個工程，要在農村學校推廣一種節能、節水的環保廁所，“有關部門拿著圖紙、招標文件來了四五次，市上驗收完了省上還要驗，回回接待不說，請招標辦、組織驗收的錢也都得我們掏。”
扶風全縣公辦學校共計181所，按省上要求，每校需要配備兩名保安，“但保安管理得有一套辦法，身體條件、基本技能、規范管理等等，一項也不能少，一個月下來全縣需要支出30萬元。”有關部門只提了要求，但錢從哪兒出卻沒說法，“要知道，去年全縣的財政收入也只有430萬元”。
還有，去年全國教師實行績效工資，平均每人工資上調600元，僅這一項，全縣教師就需要近5000萬元。“雖然上面給一部分轉移支付，但還有部分資金是需要基層掏的。”
經費再困難，也不能代表作業本差價收費的合理化，同時也擋不住李副局長發出的感慨：“當什么，都比當教育局長強！”無論如何，李副局長面對媒體堅決表示：今年再也不弄這個事，“得不償失呀！”（本報西安6月17日電 本報記者 孫海華 實習生 張偉）
不管教育局是不是賺了錢，“關鍵是學生家長沒有多掏錢，買本子反而便宜了。”與此同時，鄉村教育面臨的卻是基礎薄弱、投入有限的困窘。處處要用錢，錢從哪里來？是個令基層的教育局長們始終頭疼的事情。
憑借這個小小的印刷廠，38歲的袁興才養活著妻兒老小，也被評為市級“殘疾人自主創業標兵”。然而眼下，這個印刷廠已基本停產，廠房里的機器落滿厚厚的灰塵，庫存的作業本半成品層層堆積。
印刷廠的停產，是由于以前給活兒干的扶風縣教育局終止了他生產作業本的資格。“這些年，我該給的都給了，該送的都送了，沒想到竟是這樣的結果！”雖然教育局給出了終止資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興才，仍然在氣惱之下找到當地媒體，將縣教育局收取高額回扣的內幕翻出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縣教育局“統一管理”全縣11個印刷廠
所謂“統一管理”，就是由縣教育局統一供給紙張，統一作業本封面圖案(但紙張費用、封面版費由印刷廠自己負擔)，作業本的價格也由教育局統一定價。每個學期，各個印刷廠按照教育局下達的配套數量，將印制好的作業本發放到各個學校。
作業本的收費，由學校從學生手中統一收取后交到鄉鎮教育組，而后上交縣教育局勤工儉學辦公室，最后，由勤儉辦和各印刷廠結賬。“統一管理期間，勤儉辦每年召集各印刷廠廠長開會3到4次，會上分配印刷數量、發放配套表。”
這樣的“統一管理”一直持續了9年。2008年12月中旬，袁興才突然接到勤儉辦的電話，通知說要檢查印刷廠的全套證件。袁興才拿著個體工商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以及印刷經營許可證的復印件交了上去。
十幾天后的2009年1月1日，勤儉辦再次召集11家印刷廠廠長開會。會上宣布：5家印刷廠繼續取得承印學生作業本的資格，包括袁興才在內的其余6家“出局”。
勤儉辦給出的理由是，這6家印刷廠證件不全，不能繼續生產。其中，袁興才的廠子屬于“印刷許可證”過期失效。得到消息后，袁興才急忙找到教育局領導，表示自己的“印刷許可證”已拿去換領，再過幾天就可以拿到。然而，他的申辯最終沒有得到認可。
“干了這么多年，說不行就不行了？”袁興才認為，印刷廠賺的是辛苦錢，教育局卻只憑借著“行業壟斷”，動動口就獲取了相當的利潤。證件過期無可否認，但讓袁興才不甘心的還有個原因：幾年前，教育局曾出面督促更新設備，自己為此四處借貸貼了近20萬元，“直到現在，貸款都還沒還上，機器卻因為停產成了廢鐵一堆。”
印刷廠年年被教育局揩油水
認為教育局過于“薄情”的袁興才，面對媒體攤開了自己和扶風縣教育局十年來的部分往來賬目，以及受到教育局監管的一些書面材料，用于揭露“區區幾元錢作業本后的巨大利益鏈條”。
“一般情況下，16開大小、50頁的作業本，向學生收費是1本1元錢，勤儉辦給印刷廠付賬為0.63到0.65元；32開大小、 40頁的作業本，向學生收費為0.45元，勤儉辦給印刷廠0.22到0.23元。”袁興才告訴記者，這中間的差價利潤不小。
此外，各個印刷廠通過教育局購進的原材料紙張，價格與市場價相當，“但教育局統管著11家印刷廠的原材料采購權，他們談的價格肯定要低得多。”
“玄機”不止于此。按照袁興才算的賬，自己的印刷廠在作業本生產過程中，每學期的經營入賬為3到4萬元，但在和勤儉辦結賬時，都會少收8000元左右。他出示的與各校結算清單顯示：2007年春季，他供給的南陽鎮的學生作業本費應收39584.4元，教育局給他的實際結賬卻為 31000元；2009年春季，南陽鎮和法門鎮黃堆鄉共應收學生作業本費59379.5元，教育局給他的結賬為39000元，“這中間的差價被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占有了。”
和袁興才同樣遭遇的還有三家印刷廠的負責人——畢乃賢、強栓平、辛明師，曾分別負責召公、天度、杏林三個鄉鎮的中小學作業本供應，他們也向記者出示了相應的收據。
強栓平的印刷廠，負責天度鄉中小學作業本的供應。2009年春季，天度鄉共收取作業本費27809.3元，勤儉辦只給他了 19579.89元，少了8229.41元。辛明師負責杏林鎮的作業本供應，學生交作業本費為 35384.3元，結賬為25500元，9884.3元不知去向。
“僅這四個鄉鎮一學期收取的作業本費，教育局就要獲利38493元。”袁興才說，這四個鄉鎮是扶風縣學生人數相對少的，其它如城關、法門等鎮學生人數更多。
袁興才向記者出示的一份“2008年秋季扶風縣教育局作業本收費標準表”顯示：學前班為4.8元，小一、小二8.4元，小三、小四 13.8元，小五、小六14.8元，七年級16元，八年級17元，九年級18元，高中19.5元。“扶風縣每年約有十四、五萬學生，作業本一項的收費累計數額可不是個小數字。”
按照袁興才的算法，教育局每學期從每個印刷廠作業本費中抽取8000到10000元，一年約為兩萬元，原來扶風縣有13個鄉鎮(現合并為11個)，按照保守估算，每年獲利將近30萬元，“從2000年到2009年，教育局每年強行給各校學生配作業本、試題等，十年獲利多少？誰都能算出這個數。”
攥在袁興才手中的收據有厚厚一摞，幾乎每份都蓋有“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的公章，還有各個學校校長的簽名。強栓平出示的和教育局勤儉辦的結算清單更全，從2004年~2009年，每張都詳細記錄了各學校收取作業本費的情況。
教育局扣留的作業本費去了哪里
在扶風縣教育局勤儉辦，工作人員王富強證實了取消袁興才等人作業本生產資格是“因為證件不全”的說法。但對所涉及的作業本差價問題，王富強始終避而不談。
他告訴記者，袁興才反映的事已有部門前來調查過，局里對此作出一份專門的“情況說明”。記者提出要看一看內容，手執“情況說明”的王富強卻一再堅持“還是別看了”。
“當初，對全縣的印刷廠統一管理是為了規范經營。”縣教育局主管勤儉辦的副局長李新安表示，大約在2000年前后，幾個鄉鎮的教育助理員出了“吃回扣”的事，格局上比較亂，加上這些印刷廠的廠房多是廢舊教室，安全問題讓人操心。
“全縣統一進行管理，不僅作業本價格便宜了，又可以統一規格、質量。”李副局長說，同樣的本子，學生從學校買要比超市里還要便宜幾角錢。“站在維護群眾利益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沒有大的原則問題，教育局干這事起碼沒有虧老百姓。”
至于收費環節中的差價，李副局長表示的確存在，“每學期有個六、七萬吧”。“這些印刷廠，原來基本都在學校里面，包括管理也歸學校，后來才歸到勤儉辦統一管理，這些錢也可以算是印刷廠交給校方的承包費。”
那么，教育局多年獲取的錢去了哪里？李副局長表示：具體不清楚，按道理應該是進了縣核算中心，入到縣財政的綜合股賬里。然后，再根據計劃情況套用。如果不按計劃入賬，那就是“小金庫”。
然而，教育局會計董天海卻說：“學校收的本子費肯定進不了教育局的賬，就沒有作業本費這個收費項目，錢怎么能進會計核算中心？”在扶風縣機關會計核算中心，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表示，要入會計核算中心的賬務，必須有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學生作業本一般都不開票據，怎么能入到核算中心的賬上？
“今年的六七萬元，一分也沒有花，至于以前的怎么花掉了，我是2009年3月才來教育局的，不清楚。錢的事，還是問一把手局長吧！”
采訪期間，記者多次試圖與扶風縣教育局長何宗科取得聯系，但何局長以“正在開會”等理由未接受采訪。教育局每年扣出的作業本費，究竟去了哪里？面對兩位局長的避而不談，這個問題仍然成謎。 (本報西安6月17日電 本報記者 孫海華 實習生 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