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公司花費極低的代價，迫使智障人為其做苦力，卻還振振有詞：“不是我，他們早就餓死街頭了。”

　　我國的智障人士大約有1200萬人，僅安徽省的智障人就有28萬人。在對這些智障人士連起碼的尊重都缺少的時候，一旦他們失去監護人，誰來保證他們的生活

　　文／圖本報記者 李光明 本報通訊員 何曙光

　　近來，有知情者向《法制日報》記者舉報稱，安徽省合肥市一些搬家公司將街頭流浪的智障人員帶回，充當搬運公司的苦力，搬家公司只管“智障工”能夠填飽肚皮，除此以外幾乎不需支付任何報酬。

　　據舉報人稱，這些搬家公司的老板為能長期使用和控制這些廉價的“智障工”做苦力，在對“智障工”進行短暫的搬家技術“培訓”后，一般都會向外界宣稱這些工人是自己的親戚，或是干兒子；為防止他們“脫逃”，晚上則集中安排這些“智障工”睡在一起，并且用鐵鏈將防盜門死死鎖住。

　　《法制日報》記者經過調查發現，這些智障人淪為搬家公司廉價苦力基本都“因循”這樣一條路徑：搬家公司老板發現在馬路上無家可歸的智障人后，將他們“領回”。當然，被領回的都是年輕力壯的智障人；待分發衣物、安排伙食后，老板將這些智障人拉上車，教他如何搬運物品，講了很多“道理”；“培訓”結束，這些智障人即跟隨老板，開始了漫長的搬運路。這些“智障工”說不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他們身上沒有身份證、暫住證，用苦力換得“吃住無憂”卻不知權益受到損害，或許只有長滿老繭的雙手能夠留下他們心靈深處的創傷。

　　4個搬運工里竟有3名“智障工”

　　搬家公司使用流浪的智障人充當苦力，無疑會使這群缺乏關愛的弱勢人群身體再受摧殘。為求證該消息的真實性，知情者何先生決定自己搬次家，以探究竟。

　　按照街頭搬家小廣告上的電話，何先生聯系了一家搬家公司。搬家那天，這家搬家公司的老板開著一輛藍色的卡車，帶著4名工人來到了何先生家中。這4名工人看上去也就20來歲，其中兩人穿著十分破舊。

　　在搬運過程中，一名工人充當“工頭”的角色，負責在搬運途中指揮。在搬運辦公桌、木床等大件物品時，工人的“技術”很熟練，一臺冰箱順手就馱在背后，比較自如地在樓梯口附近“換位”。

　　何先生通過觀察和交流，發現4名工人中有3人表現不太正常，其中一人語言有些障礙，另外兩人目光呆滯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殘疾，手掌都布滿了老繭，其中一名工人的手臂上有一大塊曾被擦破的血痕。何先生多次試圖與工人說話，但他們均不予理睬，行為呆滯。

　　搬運過程中，搬家公司的老板始終跟在工人的身邊，對于公司所在的地點和其他情況，均不愿透露。

　　搬家公司拒招正常人

　　何先生所找的搬家公司只是通過小廣告隨機尋找的，其中便有多名“智障工”的身影。《法制日報》記者決定對合肥部分搬家公司使用“智障工”的情況進行調查。

　　以“需要搬家”為由，《法制日報》記者走進合肥鳳凰橋小區附近的一家搬家公司。開門的是一個身材微胖的男孩，開門后男孩迅速跑到里面房間，坐在一張舊沙發上，一言不發。當記者順著黑暗的客廳走近這個男孩的身邊時，房間內一個中年女子忽然向記者沖過來，大聲問：你們跑到我家來干什么？

　　當得知是通過別人介紹來找搬家的，中年女子稍微放松了警惕。

　　“小伙子，你搬家干了多長時間了？”記者試圖與這個男孩說話。中年女子迅速插話：“他干活絕對可以，就是不會說話。”

　　看著記者始終盯著男孩，這名女子顯得十分緊張，并稱這個男孩是家里親戚。

　　就在記者欲離開時，中年女子仿佛覺察到了什么，不停責罵那名男孩不該開門，卻聽不見男孩的辯解聲。

　　據知情人透露，在這個小區里，還有另外一家搬家公司。記者在小區蹲守至傍晚時分，終于等到這家公司的貨車回到住處。從車上下來一年輕男子，蹲在地上和小狗玩耍，還對著記者傻笑。記者走上前試圖與其交流，車上另一名中年男子迅速將其拽走。

　　記者根據指點，順著一條小巷找到這家搬家公司。在這家開在陰暗民房內的搬家公司門口，說明何時搬、搬到什么地方等問題后，記者才得以進屋。

　　進屋后，記者注意到，這是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其中一間房擺放著兩張上下鋪的鐵床，床上堆放著一些發黑的衣被，后來證實這是“智障工”居住的地方。

　　小區的一位居民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鳳凰橋小區的這兩家搬家公司是弟兄倆開的，還有一個妹妹在南七也開了一家。家里住著3個智障工人，平時有“大貨”時，兄弟姐妹們就會“整合資源”，將所有的車輛和人員安排在一起干活，所得的報酬平均分配，但是智障工人一般沒有工資。

　　向記者爆料的知情人試圖通過該小區的一位居民與搬家公司聯系，“找份搬家工的活干”。這位居民熱心地致電搬家公司老板，推薦工作。而40分鐘后，原先答應“要人干活”的搬家公司老板卻變了卦，只因為得知找工作的人是個正常人。

　　同樣，記者通過小廣告致電多家搬家公司求職，希望為到合肥打工的親戚找份糊口的工作，竟也因是“正常人”遭拒。記者通過114找到一家搬家公司，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家公司問的第一句話是“他身上有沒有殘疾，有沒有家庭，身份證有沒有”。

　　在簡短的對話后，這位老板以“可惜是正常人”為由拒絕了求職。

　　“智障工”生存環境惡劣

　　對于某些搬家公司使用“智障工”的行為，合肥一些搬家公司的老板表示，這種行為確實存在。但是他們認為，這很難說是惡行，從某種程度上說，還是善舉。

　　一家搬家公司的老板認為，這些智障人員都是馬路上的流浪人員，一些搬家公司的老板將他們領回家后，給他們衣服穿，給他們飯吃，生病了還給看病，總比他們流浪沒人管要好得多，“其實他們是在做好事，搬家公司之所以用智障人員干活，是出于人道救助”。

　　有合肥市民認為，這種說法是在掩蓋一些搬家公司的不道德行為。這些使用“智障工”做苦力的搬家公司，一般只挑選有較強勞動能力的智障人員，“他們有時候還是蠻狠的。平時這些智障人員吃的飯是老板家吃剩的，當這些人生病了，或是不能勞動了，老板就會在搬家的時候將他們丟掉”。

　　“一般情況下，‘智障工’是沒有工資的，有的給錢他們也不會花。”一位搬家公司老板透露，由于智障人員幾乎沒有識別能力，一般情況下，搬家公司的老板會將這些勞動人員控制在家中，防止他們出了門就不知道再回來了。而為了不引起外界非議，這些使用“智障工”的搬家公司老板多對外宣稱，“智障工”是自己家的“親戚”，或是認的“干兒子”。

　　鳳凰橋小區里的搬家公司收留智障人員，曾引起轄區派出所的注意。民警以核查暫住證等名義了解這些人員身份，兩家搬家公司房內所住的4個工人均沒有身份證和暫住證。這家搬家公司的老板解釋說：“他哪有身份證，是在大馬路上撿來的，我們每天給他吃，給他喝。他連家都不認得，哪有身份證？”

　　智障人權益保障體系尚不健全

　　搬家公司花費極低的代價，迫使智障人為其做苦力，卻還振振有詞：“不是我，他們早就餓死街頭了。”對此，不少合肥市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智障人作為弱勢人群，更應當受到保護，有關部門應對制度細節加以完善，使被遺棄的智障患者可以活得更有保障和尊嚴。同時，對那些為謀取私利而損害弱者的行為，給予應有的懲罰。

　　安徽省民政廳調研員陸端新認為，雇傭沒有勞動能力的殘疾人就屬于非法用工。對于非法用工，勞動監察部門設有專門打擊非法用工的組織，每年都會針對此類問題進行檢查，嚴厲打擊侵害殘疾人權益的用工單位。而且，在對殘疾人的救助上，國家也設有相應的救助政策，不管是在城市還是鄉村，不管是有監護人監管的還是街頭流浪人，救助站都應該積極發揮作用，對有需要的人實施救助。

　　但是，《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對于智障人的權益保障仍存在諸多問題。目前，我國針對殘疾人尤其是智障人的社會團體還很少，相關的管理體系還不健全。在安徽省界首市的“黑磚窯”事件中，界首市民政局派專人把一名家住安徽省六安市的智障者護送到合肥，并移交給合肥市救助站。但是，合肥市救助站給智障者買了一張車票后便置之不理，導致這名智障者再次走失。

　　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陸勤玉說，安徽省相關法規的修訂擴大了弱勢人群受益面，但是很多權益受到侵害的殘疾人缺少行為能力，無權成為委托人。所以，在司法維權的程序上，需要他們的監護人代表提出委托，啟動司法程序。一旦啟動，侵害單位的侵害行為就會被責令停止，并且要為殘疾人的勞動支付相應報酬，并會被勞動部門給予相應的處罰。所以，殘疾人的家庭和親友應當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使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

　　而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很多智障人被家庭所拋棄。在界首市的“黑磚窯”事件中，當“黑磚窯”里的“智障工”名單被公開后，殘障人士的親人并沒有去尋找他們失蹤的孩子，甚至一些家長和親人在聽到失蹤親人的消息后，不僅反應冷淡，甚至拒絕接其回家。

　　“我們可以譴責那些家長的冷血和無情，但在這種無情的表面行為背后，社會和政府該怎么做呢？”安徽律師朱波認為，智障人士無法像正常人那樣表達自己的訴求，也不可能通過任何途徑去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而正是因為這樣，他們往往更容易受到傷害或被利用，甚至成為整個社會的棄兒。但是，當前對這類弱勢人群缺乏社會關愛和制度呵護，“政府的行為和做法，能夠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也能體現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的所在”。

　　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的智障人士大約有1200萬人，僅安徽省的智障人就有28萬人。這上千萬的智障人士的家庭，究竟該怎么辦？尤其是在對這些智障人士連起碼的尊重都缺少的時候，一旦他們失去監護人，誰來保證他們的生活？

　　安徽省殘聯維權處處長劉海峰認為，此次“智障工”事件應切實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在全社會營造一種關心、呵護智障人的氛圍；加大對侵害智障人案件的曝光率，讓非法用工無立足之地；加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并征求殘疾人代表和殘疾人組織的意見和建議，從源頭和根本上維護殘疾人的權益。各相關管理部門要各司其職、齊抓共管、加大執法力度，真正為殘疾人撐腰打氣。

　　本報合肥6月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