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已結束，錄取將謝幕。作為‘學術指導’，我將隨中央電視臺10集系列片《日本：一個你既熟悉又陌生的國家》攝制組赴日。這才屬于我專業范疇。我希望明年招生所有同仁能形成共識：不為政績，不為利益，不為面子；為考生，為社會，為民族。謹向關心和支持我的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7月18日下午，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馮瑋在微博上發表了一組“總結陳詞”，算是為他近一個月來關于高校招生“暗戰”的言論畫上了一個休止符。

　　從6月24日連發16條題為“招生‘內幕’”的微博批評高校招生中存在的“北清神話”，到“招生電話門”發生后加入“生源爭奪戰”的大討論，頻頻在微博上發言的馮瑋一度成為媒體“圍追”的對象。經馮瑋口中傳出的“招生就是一場戰爭”這句話，也不再只流傳于高校招生人員的圈內——它已經通過媒體的傳播，來到了公眾面前。

　　然而，關于高校招生“暗戰”的“那些事兒”，或許不會因為今年一本招生工作的結束而停止流傳。對于今后要參加高考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來說，多知道一些高考招生的常識和招生“暗戰”的內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勾心斗角的招生“暗戰”

　　繼馮瑋抖出了一系列招生“內幕”后，隨后發生的“招生電話門”將近年來的高校招生“暗戰”推向了前臺：7月1日，復旦大學在其招生網上發表題為《關于部分省市考生受騙修改志愿的嚴正聲明》的文章，稱有人冒充復旦大學招生人員致電考生稱，他們與復旦所簽的加分協議被取消。上述內容也出現在了復旦大學招生辦當天的官方微博上。

　　次日，上海交通大學招生辦通過其網站和官方微博回應稱，“本校招生老師無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師通知考生取消其與他校所簽協議”。

　　時至今日，盡管相關聲明文章和微博已被從相關網站撤下，但由此引起的披露高校招生“暗戰”內幕的報道開始見諸媒體。

　　有媒體援引北京大學湖北招生組一工作人員的話稱，該校今年公布的招生咨詢電話受惡意騷擾，“有人猛打熱線，影響考生打進電話。”該人士稱，6月26日，同樣的號碼每隔10分鐘打來一次，“第一次打來時，我們回撥過去，發現是北京某著名理工類名校……”

　　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幾年前也聽說過一則北京兩所知名高校招生工作人員爭奪優質生源的案例：考生小徐在高考出分后在家等招生組的電話，她接到一位自稱甲校老師的電話，大致意思是，“你這個分數上甲校新聞學院很危險，我們也不缺你那么一個人才，所以你愛來不來。”小徐聽后有些郁悶，就跑到甲校的招生組去咨詢。甲校招生組的老師在互相詢問后發現，他們中間沒有人打過這個電話。正當小徐與甲校招生組老師在聊天的時候，電話響了，電話那頭說：“我是小徐，我已經決定去乙校了，你們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了。”

　　在已經有4年一線招生經驗的馮瑋看來，類似的“暗戰”情節并不稀奇。他在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講述高校招生的內幕時，使用了“短兵相接”、“生吞活搶”甚至“內鬼”、“諜戰”等詞語。而他在微博上披露的考生在途中接到副縣長5個電話后改志愿等內幕更是得到了媒體的證實和還原。

　　馮瑋告訴記者，各高校招生工作人員對于“生源爭奪戰”都是“敬業且無奈”，“誰都不樂意看到那種‘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狀態”。

　　搶生源成了“掐尖之戰”

　　由于在微博上披露了不少關于高校招生“暗戰”的內幕，馮瑋也常被問及，是否因此收獲名利。

　　對此，他在微博上的回復頗為直率：每個采訪我的記者都會問我“招生業績”和“個人名利”的關系。但即便將全國的文理科狀元都招到復旦，除了我可能被封為“招生帝”，還能得到什么？我是教授，需要這個“榮譽”嗎？

　　這位無意爭當“招生帝”的復旦教授將盡可能招到優質生源視為重大責任。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中，馮瑋援引了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秦紹德的話：“招生是整個教學工作的第一個環節。”

　　馮瑋告訴記者，有一次，他到湖北的一個縣級市去做招生咨詢，在長途汽車站等車時，被告知只有客車滿員時才發車。當時還沒吃午飯的他看到座位尚空，于是下車去買泡面，但面沒吃兩口，卻發現客車開走了，只好再等下一趟。

　　“很多人會說，你招生招好了會有很多獎勵吧。但我們招生除了每天200元的補助之外，別的什么都沒有。”馮瑋說。

　　“招生期間，起早貪黑，北上南下，趕場，擺攤，吆喝，接待，走訪，電話。”這是馮瑋在微博上披露的自己的招生工作狀態，他寫道：“所有‘名校’招生人員沒有例外。毋庸置疑，在‘生源爭奪戰’中，所有人都在‘為母校的榮譽而戰’！”

　　對于近年來高校招生工作人員的辛勞，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敬佩。他同時也表示，這也反映出各高校重視招生“政績”的困局。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高校錄取時去各地招生的工作算是一件‘美差’，高校一般會選派生源地籍貫的老師回當地招生，而招生工作的內容主要是發發傳單，現場回答咨詢，任務比較輕松，還可以順便探親或旅游。因此當時的高校招生工作可以被視為對教職工的一項福利。”熊丙奇說，“但進入新世紀以后，各高校都開始重視起生源質量，而現行的高考集中錄取制度留給各高校自主招生的空間非常有限，各高校只能以分數高低作為依據，展開‘生源爭奪戰’。”

　　在馮瑋看來，自2005年高校招生實施“陽光工程”后，所有考生都采取網上錄取，原先的現場招生人員的裁量權受到了限制，各高校招生人員之間的競爭也更加激烈。“其實現在‘生源爭奪戰’一是表現在‘北清神話’，北大清華兩校爭奪各地高考狀元；二是表現在人大、復旦、中科大等高校之間的‘老三之爭’。這是所有在一線招生的人都有體會的。”馮瑋說。

　　很多高校都用“預錄取”預定生源

　　于是乎，各高校招生開始采取各種手段吸引優質生源，甚至出現了“挖墻腳”的現象。今年發生的“招生電話門”，起因就是復旦大學招生辦聲稱發現在個別省份的招生中，有人冒充復旦大學招生人員致電考生，稱他們與復旦所簽的加分協議被取消。

　　7月1日，剛從湖北招生現場返回上海的馮瑋因為轉發并評論了復旦大學招生辦的相關聲明內容，卷入了一場“口水戰”。隨著熊丙奇撰文稱“大學不能靠‘忽悠’搶生源”，指出復旦大學在招生宣傳過程中與考生簽署的預錄取協議“沒有任何法律效力”，這場“口水戰”一度升級。

　　馮瑋在微博中稱熊丙奇不在招生第一線，所做的批評是“閉門造車”。他表示，“名校預錄取，是應考生要求，以學校信譽為擔保的‘單向承諾’”。

　　“預錄取本身是用高校信譽作為擔保的一種承諾書，只約束高校，并不約束考生。它并不是一種法律文書，因此，談預錄取有沒有法律效力沒有意義。”馮瑋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最早采取預錄取方式吸引考生的是中科大。2008年我在湖北招生的時候，有考生和家長問我，‘你說會錄取我們，但有沒有一個書面的東西呢？’后來，很多高校的招生都采取了預錄取的方式。”

　　馮瑋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協議都要有法律效力，預錄取協議是一種對高校的單向道德約束。在看待這一方式時，公眾應該看它是否對考生和家長有利。

　　一位復旦大學2009級的學生告訴記者，她和身邊的不少同學在報考時都和學校招生人員簽訂了預錄取協議，“經歷過的人都會覺得是增加了一份保險”。

　　“復旦大學從2009年開始，每年都單方遵守了承諾；但每年都有簽了預錄取協議的考生到最后違約反悔的例子，其中有的違約對我們招生工作的影響很大。”馮瑋說。

　　但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坦承，自己和負責招生的其他同事也會“挖”其他高校的生源。“我們也挖啊。客觀來說這個，我并不否認。只要不是采取惡劣的手段，惡性競爭。哪怕是簽了協議，我們也會告訴考生，這個是可以單向違約的。”

　　熊丙奇向記者解釋，他給出的“預錄取沒有法律效力”的判斷，是基于現行的規定和常識。他指出，目前在高校招生中，只有一種合法的預錄取，即自主招生預錄取，而當下各高校普遍采用的“預錄取”在教育部的招生文件并沒有規定。

　　他還舉例說，據報道稱2008年，華中科技大學就曾上演“承諾錄取”卻最終變“大忽悠”的故事——當年，華中科技大學派人專程到廣東順德一中進行宣傳，承諾達到一定分數線且第一志愿報考該校的考生必錄。不少學子信以為真，臨時更改志愿，卻被華中科大大大地“忽悠”了一把，校方在得到好生源后絕塵而去，有16名考生最終無緣華中科大。

　　既要增加大學自主權，又要擴大考生選擇權

　　盡管關于預錄取的效力等問題一度引起馮瑋和熊丙奇等人在微博上的一場“口水戰”，但在談到目前高校招生“暗戰”中存在的種種不合理之處時，兩位學者都愿意化“口水”為“理論”，停止校與校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低層次競爭與爭吵。

　　不約而同地，兩位學者都認為高校在招生時要盡可能公開相關信息，打破招生人員與考生、家長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上海一所高校招生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她在高考錄取期間接聽咨詢電話時經常能體會到電話另一端考生和家長的焦慮情緒，“哪怕是同樣的問題，常常會再打過來一遍確認一次”。她坦承，招生人員和考生、家長之間對招生錄取工作的理解存在較大差別，絕大多數考生和家長對招生錄取工作常識的了解非常有限。

　　在熊丙奇看來，目前高校招生中招生人員的臨時性和不專業性，也是導致招生急功近利、亂象紛呈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搶生源的紛爭中，筆者注意到，一些招生負責人明顯缺乏招生政策常識、學生職業發展常識以及教育發展常識，很多對學生的講解和指導，都是從學校自我利益出發，根本不考慮是否符合政策、是否符合學生的職業發展以及當下的教育發展情況。依照他們的‘講解’，家長和考生對政策的理解將會出現嚴重偏差，對職業生涯規劃可能更迷茫。”他在題為《大學搶生源與招生人員的專業化》的文章中寫道。

　　馮瑋也表示，在深入各地的招生工作中，招生人員的素質非常重要，“需要把選擇權還給考生和家長，而不是昧著良心做動員”。

　　在談到高校招生咨詢中經常出現的為招生政績或一校私利而做的動員時，兩位學者使用了同一句反問——“如果換作是你的孩子呢？”

　　在兩人看來，如果各高校的招生人員或地方教育主管部門能夠真心為考生著想，那么就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每一位考生，在尊重其個人意愿的基礎上自主作出選擇。

　　而在對現行高校招生工作進行改革的意見上，兩人的意見也比較一致：增加大學的自主權，擴大考生的選擇權。

　　馮瑋曾發表他對消除招生“惡性競爭”的四點“淺見”：第一，“錯位”辦學，“分道揚鑣”，不將“綜合性大學”視為“唯一前進通道”；第二，招生去“行政化”，禁止行政對教育過度干預；第三，真正實現“自主招生”，讓大學和考生雙向選擇；第四，“出分”前填平行志愿，使“搶生源者”沒有目標。

　　“高校想招到好的生源，但較難用自身教育資源和服務的質量去吸引優秀生源，做到公開、平等的競爭，所以只好用各種手段去‘搶生源’。”熊丙奇說。

　　他專門在博客上連續貼出應對高校招生“搶生源”的多篇文章，最新的一篇是發表于7月14日的《推進自主招生改革，必須擴大考生選擇權》。文章中提到的改革要點，部分來自兩年前他發表的《關于我國高考制度改革的建議》——那是他作為一名教育政策觀察者對高考制度改革的宏大愿景。

　　相比之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今年高校招生“暗戰”的回應似乎更側重于對各高校正常招生競爭秩序的維持。7月16日，教育部網站公布了題為《深入實施高校招生陽光工程 提高公信力和滿意度》的文章，要求采取“擴大信息公開范圍，規范信息公開內容”等十項措施，“切實維護好廣大考生的合法權益，提高招生工作的公信力和人民群眾的滿意度”。本報記者 來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