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開展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京召開，會上成立了中央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將對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開展黨政機關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在各地區各部門的貫徹落實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今年初，以中央下發的《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為標志，新一輪公車改革拉開帷幕。《辦法》明確規定，黨政機關配備公務用車應當嚴格執行一定的標準，一般公務用車配備排氣量1.8升(含)以下、價格18萬元以內的轎車，公務用車使用年限超過8年的方可更新，黨政機關原則上不得配備越野車。
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2011年公務車輛購置及運行費等支出原則上零增長，切實降低行政成本。與此同時，財政部出臺了《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預算決算管理辦法》，首次明確了公車的購置和運轉費用都將單獨設立預算科目，公車預算決算管理進一步加強。3月下旬，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又指出，目前我國已經具備了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制度改革的條件，要在嚴格規范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的同時，加快推進公務用車配備使用制度改革。
一系列的動作表明，中央已將公務用車專項治理工作作為解決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飽受詬病
公車改革勢在必行
費用過高、私用嚴重、使用效率低、浪費大、超編超標配備屢禁不止……這些典型的公車腐敗現象，一直飽受詬病。據統計，早在上世紀“八五”期間，全國公車耗資720億元，年遞增27%，約為GDP增長速度的3.5倍。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期，全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勤人員在內耗用約為3000億元。在社會強烈呼吁下，各地紛紛采取了“賣公車、發補貼”的辦法。然而，汽車在政府采購物品中始終占據前三位，2005年全國政府采購公車花了600多億元，2006年則一舉突破700億元，占財政部預計實現的3000億元全國政府采購規模的1/4強。
去年11月，媒體披露北京公務用車已達70萬輛，占北京市機動車總量的近15%，公車改革從解決城市交通擁堵的角度再次受到關注。今年4月1日，北京首次公布公車數量為62026輛，這一舉措在全國尚屬首次，各界對其公開透明的態度給予積極肯定，但同時，由于官方數據與民間感受差距明顯，因此也招致一些質疑。
“北京的出租車一共大概也就6萬多輛，即便以官方公布的6萬多輛的數字來對照，對普通百姓的震撼也是不言而喻的。”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說，“你想啊，馬路上的公車數量，居然和一招手就能看見的出租車一樣多！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很多人認為公車使用是涉及納稅人的錢怎么花、公權力如何得到合理規范使用的問題。如果放任公車問題不管，不僅會影響到執政黨的誠信，還會導致民間仇官心理因素的增長。因此，中央抓公車腐敗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
在4月25日的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門超編制超標準配備公務用車、豪華裝飾公務用車、公車私用等問題突出，人民群眾對此反映強烈，要從落實中央以人為本、執政為民要求，密切黨同人民血肉聯系，發揚艱苦奮斗優良傳統，推動黨政機關改進作風、提高效能的高度，切實抓好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
新招頻出
各地試點反響不一
公車改革，由來已久。1994年，中辦、國辦聯合頒發了《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明確要求：“部長級和省長級干部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現職副部長級和副省長級干部，保證工作用車和相對固定用車。”由此，陸續掀起公車改革浪潮。早在1997年，廣東就開始公車改革試點。1998年9月，國家啟動部分中央機關的車改試點，并同時在浙江、江蘇、北京、湖南、重慶等地試點。
在各地紛紛進行的公車改革試點中，最受爭議的是遼寧省遼陽市弓長嶺區。2008年4月，弓長嶺區正式啟動了公務用車貨幣化改革。凡是區直機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的公車和領導干部，都在改革范圍之內。除必須保留的執法車、作業車等，公車徹底取消。在該區的車改補貼方案中，區委、區政府正職8萬元/年，區人大、政協正職6.5萬元/年，區人大、政協副職4.5萬元/年，享受副縣級待遇的領導、區長助理4萬元/年。消息一出，爭議不斷。不少人認為，所謂的車改成了官員的“變相加薪”。2009年7月25日，遼陽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告，實行一年多的弓長嶺區車改被叫停。
相比之下，杭州的公車改革得到了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以及媒體的廣泛贊譽。200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出臺車改方案，提出3年分3批完成車改。方案核心內容是：市局(副廳)級以下一律取消專車，大部分公車都向社會公開拍賣，讓公車回歸“工作車”的本色。實行貨幣補貼；按職務層級將車補分為9檔，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錢直接打入個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費用，不能提現；單位設立公共交通經費，解決突發事件處理等公務用車；全市成立公車服務中心，統一用車。
杭州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葉明告訴記者，從車改開始的第一天開始，社會上的質疑之聲就從未停止過，他因此將車改工作稱作“自討苦吃”。他透露，今年5月，第三輪車改即將啟動，除公檢法等部門外，其他所有市級機關都將不留公車、所有人員參加公車改革，“到那個時候，我們市領導班子成員也一樣沒有公車可用了。”
據杭州市車改辦統計，第一批車改單位的用車補貼比車改前公車開支下降32%，第二批單位則下降了30%。兩年來節約公務交通費用總計為3442萬元。
類似的公車改革在其他地方也在陸續進行。廣東省惠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李松告訴記者，惠州的公車改革包括取消公車、發放交通費、經費包干、保留執法值勤用車、組建機關公務車隊、拍賣公車、安置司機、特殊保障措施等8個步驟。截至目前，該市已組織公車拍賣會12場，競賣成交車輛1176輛。改革涉及市直單位、大亞灣區、惠城區、惠陽區等的95個處級單位、21個鄉鎮(辦事處)的1.2萬多名公務人員，公車數量減少59%，公車經費開支總體水平下降22%。
中央發力
從“自選”走向“規定”
清華大學廉政與社會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指出，現有的圍繞公車管理模式的改革缺點主要有兩個：一是改革試點始終處于一種自發、自覺狀態，而不是強制性的，“誰改革誰吃虧”，越是主要領導干部，吃虧越大。二是所有試點改革都是改下不改上，帶有不徹底性。他認為，未來的根本出路是通過全國統一步伐的改革，實現公車管理模式的根本變革，建立新模式的公車改革必須且應當是“規定動作”，而不應是“自選動作”。他建議，成立全國性的公車改革領導小組，統一部署、強制推進全國的改革工作。
“對于公車改革，我認為只要開始就好，千萬不要寄希望于設計出一個完美的體系才去實施。”李成言認為，“從根本上說，首先要改變的是官員的觀念。就拿‘小轎車’這個名稱來說，在國外念‘car’，翻譯過來就是‘小汽車’，但我們翻譯成了‘小轎車’，這與歷史有關。過去官員出門，武官騎馬、文官坐轎。汽車引進以后首先是官員使用，所以翻譯時就有了中國特色，加上了‘轎’字。這表明汽車成了身份、地位和待遇的象征。因此，必須首先扭轉公車體制既得利益者的觀念，讓他們意識到實物配給是一種落后的模式，代之以福利待遇市場化、貨幣化，規范職務消費，公車改革才會暢通無阻。”
“將公車問題首次納入專項治理，以及最近兩三年來的專項治理都注重建立長效機制、強調治本這一與以往大不同的思路變化，預示著圍繞公務用車管理模式根本變革的改革將為期不遠。這當然是解決公車問題的根本之道，讓我們期待著這一天的早日到來。”任建明樂觀地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