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一個人們熟悉而又倍感神秘、惶恐的場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與抑郁——人們所害怕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們得到治愈，或面對死亡。

　　“瘋人被囚在船上，無處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無際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給脫離塵世的、不可捉摸的命運。”這是法國哲學家福柯筆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現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視為需要“清理”和驅逐的社會多余而被城市交給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國，嚴重的病患也會被視為家族的恥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國建立。

　　1898年，清政府風雨飄搖，在廣州，美國傳教士創辦了我國第一所精神病院。雖然比起歐洲晚了5個世紀，但也正因為起步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這所醫院就有著相對正規的管理體系，在權益、規范、康復等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記。

　　這所醫院在我國精神衛生領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應治盡治”作為精神病治療的基本原則被確立下來。

　　百年后，我國重性精神病患人數已超過1600萬，但精神病院床位和執業醫師的數量與之的比值卻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療機構數量不足，經費也往往入不敷出，還面臨著人才的困境。“沒有優厚的待遇、沒有編制、沒有發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視與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來更像是讓病人遠離現實世界的避難所，卻又讓醫護人員陷入了來自社會歧視的焦慮之中，更何況，同為醫者，他們的待遇還不及綜合類醫院的三分之一。

　　社會康復體系的缺失，更讓已難負重任的精神病院成為了重癥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歸家庭，對大部分治愈者來說，是一個夢想。

　　但他們依然要撐下去，醫者、患者與家屬，一同化作了被刻意忘記的石雕，堅持，等待似乎永不會到來的關注。

　　精神衛生立法，承載了終結——至少改善這一切的萬眾矚望。

　　這雙眼睛緊盯著我，四十分鐘，沒有轉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著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癥患者，我們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覷，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細密的血絲，并感受著他的緊張，他不停地抖腳、搓手，嘴角不自覺地顫動……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滿是汗，冰涼而僵硬。

　　1988年，22歲的小安畢業于某名牌大學的財會專業，是那個時代的“天之驕子”，被眾人仰視。由于成績優異，還未畢業，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層領導一眼相中，并用三顧茅廬的執著請走了他。

　　自上崗之日起，小安就包攬了所有的榮譽：先進工作者、優秀干部、項目帶頭人……三年后，他成為這個大單位里最年輕的“主任”，當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單元房，迎娶了相戀多年的北京姑娘，抵達事業愛情雙豐收的巔峰。

　　小安驕傲地講述著曾經的輝煌，他清晰地記得每一個榮譽，每一個關鍵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漸明亮，嘴角上揚，仿佛進入另一個時空，享受著昔日的榮光。

　　“仿佛是上輩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著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無征兆。單位領導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訴醫生，他半夜在單位溜達，誰勸也不理，他呆滯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進入女廁所，他認為所有人都在議論他，想要殺害他……

　　“我不記得了，不知道是因為病了，還是因為不想記得。”小安囁嚅道。

　　從此，小安跌進了地獄。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小安反復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單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沒有把他接出去過。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繼離世，妻子也離開了他，唯一的哥哥會在每年年底來醫院繳費，順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聲音支離破碎。與小安最要好的護士告訴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來醫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著哥哥的腳，哭得像個孩子。

　　小安最愛唱的歌是《少年壯志不言愁》，因為他的哥哥是個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樣高大，他坐在我對面的沙發里，瘦弱、疲憊、無奈。一下午的談話里，他說的最多的話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最初的幾年，小安的哥哥帶著小安訪遍了全國的名醫，甚至嘗試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專家告訴他，“這至今仍是世界難題。”

　　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積蓄，放棄了相戀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幾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著我，“你能理解嗎？”

　　2003年，已經40歲的哥哥帶著鋪蓋卷做了“倒插門”女婿，住在女方家購買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決定賣掉這個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換一個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終于有了寬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諾，給小安付一輩子的住院費，“也算是仁至義盡了。”小安的哥哥小聲說。

　　三年前，小安的醫生告訴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經能夠恢復正常生活，但是要堅持吃藥，要有人監護和照顧。”

　　“誰來監護和照顧？他住在哪兒？”小安的哥哥不停轉著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補充說。

　　于是，“心懷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見小安，我都一個星期睡不著覺，就像死過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輩子都生活在那里嗎？”我問。哥哥一直沒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聲，“我會堅持吃藥，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兩年前，小安開始自學中級會計師教材，做了整整兩本筆記。“現在就是用電腦做賬，我可以學。”

　　小安的醫生張瑩說，小安還有輕微的幻聽癥，但是帶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簽字，監護人不愿負責，我們就不能把他推向社會。”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醫院里，年復一年。張瑩幫他買了各種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訴他，他很可能一輩子都用不到。

　　小安對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見過的第一個記者。”同時，他又異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視著我，近乎苛刻地觀察我的每一個反應，“我討厭歧視，我和你們一樣，除了偶爾的‘小問題’，我們不是瘋子和傻子！”小安大聲說。

　　他甚至知道我為什么而來，“最近公布了《精神衛生法(草案)》。”小安略顯憤怒地說，“為什么大家都關注極個別的‘被精神病’現象，而不關注我們？我們才是真正的適用主體！”

　　小安每天都看電視、聽半導體，閱讀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幾十條意見，已經交給了院長。“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趕緊安慰他：“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視著我，沒有表情。

　　采訪結束后，小安送給我一個用珠子穿的圣誕老人掛墜，他在手工課上學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說什么，終究又沒有說。

　　他依然直視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來的很多天，都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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