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稱術后性情變暴躁

　　不過，在家人眼里，王寶洺與極端兩字不沾邊兒。相反，生病前的他給大家的印象是溫和、開朗。

　　“開筆會時，有人來求字，他特痛快，多寫幾幅都不在乎。”李先生認識王寶洺5年，他認為王寶洺有自己辦的書法學校，兒子在國外，生活無憂，“不是一個沖動的人。”

　　姐姐王勸更是用“可愛”來形容王寶洺，“每次看見我，都和我招手微笑。”王勸說，弟弟的身體和情緒發生明顯的變化，是從手術以后開始的。

　　全喉切除術后，王寶洺脖子上多了個眼兒，“用來出氣，說話也得靠食道頂上來的氣發聲。”王寶洺妻子龔女士說，為了不讓人看見“缺陷”，丈夫蓄起了長須，擋住脖子上的眼兒。

　　每每出門，王寶洺會壓低頭上的帽檐兒，戴上眼鏡，“眼鏡上根本沒有鏡片，他就怕別人認出他。”王勸說，由于術中把左脅附近的皮膚移植至下巴附近，平常走路時，王寶洺的身體也總往左傾。

　　除了身體上的變化，王寶洺的情緒也開始變得不穩定，“時而溫和，時而憤怒。”王勸說，引爆弟弟情緒的導火索，就是他的病。

　　“誰都不能提他的病、他的官司，一提準發脾氣。”王勸說，說不出話的弟弟常常因為此事砸東西，大聲拍手，“非得做出點動靜，才能發泄。”脾氣發完了，平靜下來的王寶洺曾費勁地用氣聲對王勸說，“姐，我難受著呢。”

　　王寶洺的“暴躁”被姐姐看做神經質，家人曾勸他看心理醫生，“他說‘我沒病，我的事兒解決了，我就一點病沒有了’。”

　　“他一直在等，等不到了，就徹底絕望了。”王勸這樣理解弟弟砍人的原因。

　　訴訟三年未等到判決

　　讓王寶洺一直等待的，是法院對他和同仁醫院這場糾紛的裁決。

　　據王寶洺博客顯示，2006年10月19日，在同仁醫院確診為喉癌后，徐文對他進行了“右聲帶擴大切除術”，術后對照術前的影像診斷，發現仍存在“右側聲帶增厚”現象。

　　王寶洺認為，徐文并未對他執行聲帶切除手術，而是“將完整的腫瘤撕裂，切下一部分，又將剩余部分取下四塊‘活檢’，將其完整性損壞得支離破碎。”導致他只能進行全喉切除，最終失聲致殘。

　　對此，同仁醫院喉科副主任王軍解釋稱，“腫瘤切除后，聲帶腫脹，事實上從病理影像上難以分辨是腫脹還是癌細胞。”

　　該院耳鼻喉科一名醫生在接受財新網采訪時也曾表示，首次手術無法完全切除病變的情況比例極少，但還是發生在了王寶洺身上。不過，他也強調，這一風險此前已按慣例明確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簽字確認。

　　他透露，當時，兩塊拿去化驗的切緣，有一塊呈陽性(即存在癌細胞)。對于此種情況，徐文提出了兩種相應的治療方案供王選擇，即進行放療或再次手術切除病變。但王寶洺拒絕了這兩種選擇。

　　龔女士稱，2007年11月，丈夫王寶洺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復查出喉癌后，做了全喉切除術，失聲后，王寶洺將同仁醫院訴至法院。

　　官司一打就是3年。

　　此前，龔女士曾出示從同仁醫院復印的病歷和原始病歷，并對不同之處進行了圈點。他們認為，同仁醫院有“添加病理診斷、添加醫生簽名、添加查房記錄、偽造病歷”等嫌疑。

　　王寶洺醫療官司的代理律師楊春香稱，由于醫院和患者提供了兩份不同的病歷，導致醫療鑒定難以進行，官司遲遲沒有結論。

　　王寶洺也曾在博客寫道，他的官司進入了“無限期休庭”。

　　“(法院)一直不判，不給說法，他太壓抑了，肯定是覺得連法律都幫不了他。”龔女士哭著說。

　　醫療糾紛解決面臨的問題

　　去年，據中國醫師協會對全國114家醫院進行的調查顯示，每家醫院平均每年發生醫療糾紛22起。

　　首都綜治委衛生行業綜治工作協調委員會曾有分析表明，醫患矛盾糾紛形成，存在醫療保障不到位、法律法規存缺陷、醫療單位管理欠缺以及患者利益訴求渠道不暢等問題。

　　北京易行律師事務所李圣認為，醫療糾紛案解決時間長、難度大是明顯特點。李圣說，法律規定建設比較完整、細致，但常存在醫院、患者、法院和鑒定機構四方當中，某一方或幾方不按程序辦事。“比如法律規定進入司法程序時，醫院要封存病歷，但事實上律師找到醫院后，常常被百般刁難，拖延或拒絕封存。”

　　北京法院系統一位專門辦理醫療糾紛案件的法官介紹，相對于普通民事案件，醫療糾紛案件的專業性更強，常常需要引入司法鑒定司法確定審判公正，而鑒定結論是法院審理的重要參考之一，但鑒定有時會導致案件審理時間加長。

　　“病人和醫生理應合作，對抗病魔，沒有哪個醫生不愿意把病人治好啊。”喉科副主任王軍說，如果在糾紛發生前，能有專業的第三方機構，對難以面對病情的病人進行心理干預，安撫他們的情緒，也許就不會發生患者傷害醫生的惡性事件。

　　衛生部醫管司副司長孫陽此前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目前，全國一半以上的地區已經建立了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按照計劃，今年底前，所有的縣和縣以上單位，都要落實醫療糾紛的第三方調解機構。(記者 劉珍妮 展明輝 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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