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

　　“最怕的就是‘醫鬧’”

　　【數字】

　　一項調查顯示，96%的受訪醫生表示其所在醫院發生過“醫鬧”，而且“醫鬧”已經嚴重影響到醫生的職業行為。自我保護越來越成為醫生行醫時的第一原則，而不是“患者利益優先”的古訓。同時，90%的受訪醫生呼吁盡快立法保護自己的行醫權。

　　“我現在最怕的就是醫患矛盾。”廣西梧州市工人醫院眼科主任麥丹被譽為“精修心靈窗戶的好醫生”，但這位2007年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的眼科專家，依然為醫患關系而苦惱。

　　每天，麥丹從8時開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個號，每位患者的就診時間不短于15分鐘。如此算來，她一天要在門診室里坐上10個小時，這還不包括手術和查房的時間。“15分鐘，有必要嗎？”記者感到不解。而麥丹無奈地說，有些患者也許2、3分鐘就可以看出癥結，但“為了照顧病人感受”，她必須把時間拉長。

　　但也有醫護人員沒有“照顧到病人感受”，惹來不必要的糾紛。

　　曾在社區醫院實習的小清就曾親身經歷一場“咳嗽引發的肢體沖突”。在為幼兒預防接種時，一個孩子咳嗽了一聲，護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針”，要求再去檢查。但孩子家長認為這是“沒事找事”。雙方互不相讓，爭吵了起來。最后，護士同意打針，但必須在知情同意書上重新簽字，后果自負。而家長并不理會，只是一味催促護士打針。也許是有怨氣，也許出于緊張，護士打針下手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親見了，頓時暴怒，沖著護士一通怒吼，認為她借孩子撒氣，還一把扯下護士的口罩，將預防接種卡向她臉上打去……

　　“其實，平心而論，那位護士是所有護士中最為負責的一個。只有她告知家長該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掙扎，也只有她在針頭扎入后先回抽無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該打在肌肉里的疫苗進入血管，引起嚴重的不良反應。惟一的問題在于她的態度，她總是以命令的口吻對家長說話。”小清感慨地說，每天面對數十甚至上百個患者，也難怪醫護人員心情好不起來。

　　為應對醫患糾紛，醫院煞費苦心。有的醫院設立了專門部門或人員負責接待患者投訴，對醫患糾紛進行調查、處理；有的醫院請來民警進駐，維護醫院秩序；有的醫院甚至讓醫護人員戴著鋼盔上班。

　　“缺乏安全感的醫生和病人使治療活動成為一場‘暗戰’。”一位衛生系統工作人員向記者表示，保護醫生安全不可能給所有醫生都配備頭盔和鋼板，只能從提升執業水平，完善工作環境上入手，他呼吁社會給予醫護人員更多理解和尊重。

　　醫患失和誰之過 ？

　　【觀點】

　　不管患者對醫生的治療有怎樣的看法或質疑，都應該通過合理合法的渠道，與醫生或醫院進行溝通，而不能突破底線，使用暴力手段。否則，不僅自己要承擔法律責任，還會進一步惡化醫患關系。也應看到，在許多醫療糾紛中，患者通常在行政和司法渠道上遇阻，最終選擇了過激行為，顯然，現有醫患糾紛協調機制并未充分發揮應有作用。

　　“醫患矛盾本來不應當成為社會焦點，因為醫院和患者之間本來并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有專家認為，醫患糾紛折射的是醫療體制改革、醫療技術革新、醫院管理制度內控不嚴等深層次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避免悲劇的再度發生，化解醫患矛盾，建設健康的醫患關系。

　　全國政協委員馮世良則提出設立醫患糾紛調解中心。他認為，針對當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決途徑和處理醫患糾紛的專門立法，應盡快設立獨立于醫患雙方的第三方糾紛調解中心，公平、專業和規范的處理各種醫患糾紛，引導群眾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決醫療糾紛。

　　馮世良設想，醫患糾紛調解中心應由政府牽頭，相關部門參與，和醫、患、保三方沒有直接利益關系的醫學、法律專家組建。醫療糾紛發生后，由調解中心負責調查、評估、協商；雙方協商不成的，可以向調解中心申請調解，調解中心負責受理后必須在一定時間內調結。

　　但更多專家認為，醫療糾紛的處置是一項工程，僅靠設立糾紛調解中心還不夠，需要系統地對醫療糾紛進行立法，公平、公正、公開、快捷的解決和處理醫患糾紛，同時，要嚴格管理打擊醫療系統的各種弊端和潛規則。

　　“我們如何對待患者，患者就會如何對待我們。”遼寧省糖尿病治療中心院長馮世良表示，改善醫德醫風，引導醫生心懷仁愛善待患者，才能“讓生者得以安寧”。本報記者 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