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出廠價與患者購入價之間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支架放入過多，一方面是有的患者想用卻買不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支架過于昂貴。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在提案里揭露了醫療器械市場上存在的黑幕：“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

　　事實是否如此？曾在歐美駐中國公司長期從事藥品、醫療器械銷售工作的陳先生講述了其中的大體規律。他告訴記者：“心臟支架的出廠價與患者購入價之間相差六七倍，是正常的。”

　　以范阿姨使用的進口支架為例，醫院賣給她的價格約為2萬多元，那么銷售商的進貨價則約為6000元。中間的加價部分，很大比例給了醫院和醫生，包括回扣、贊助學術會議等。

　　一般來說，外國公司不會直接把產品從本國賣到中國內地，因為稅費等各種成本太高，所以往往先在香港或新加坡等設分公司，再將產品賣到中國內地。由于一個進口支架真正賣到患者手上，需要經過很多環節，所以最終價格內地比香港、臺灣貴得多。

　　國產支架會不會便宜點？據陳先生介紹，心臟支架對企業的研發能力要求非常高，我國企業目前還沒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因此，價格稍微便宜些。

　　記者又找到另一名從事醫療器械銷售的何女士繼續求證。她說，一般來說，環節越多，價格越高，高值耗材的利潤相對來說更高。

　　3　整個利益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在高價產品中分一杯羹

　　天津市一所重點大學的李教授一直致力于研究物流領域，她向記者講述了這個龐大利益鏈的各個環節。

　　從醫院開始的鏈條顯示，醫院提出的采購需求計劃最終決定權掌握在一些關鍵人物手上，如各科室主任、醫院負責人及有關人員。如果進口的器械，需要向市級有關部門提出采購計劃，大型的醫療器械采購需要通過專業的公司進行招標。因此，這個鏈條包括了醫院各利益相關人、采購決策人、招投標有關負責人等。

　　從廠家開始的鏈條顯示，廠家要先進行產品注冊審批才能上市，銷售時分長期銷售代理和短期代理兩種。長期銷售代理一般會發展各地的一級、二級等多級代理商，終端銷售商負責公關醫院，把器械賣給醫院。這些經銷商的門檻較低，兩三萬元就可進入。這一鏈條包括了生產廠家、各級代理商、醫院相關人員等。

　　“以藥養醫機制的作用，催生了一些不合理利益鏈條，如掛靠、成交、過票等環節。”李教授說。由于整個鏈條缺乏監管，也沒有有力的懲戒手段，心臟支架等醫療器械、耗材的流通過程十分混亂。

　　“尤其是高值耗材，型號復雜，價格昂貴，醫院不可能備齊全套。如骨科耗材需要手術時才能定下來。有些醫生直接讓患者買，或從國外帶回來賣給患者。”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

　　卓小勤認為，企業定價越高，醫生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薦這個產品。產品賣得好，醫院和企業都得利。很快大家蜂擁而上都來生產這個產品，使得負責產品流通的銷售企業越來越多。由于只有新產品才可以重新定價，為了定個高價，企業就不斷申報新產品，這些都需要政府審批。在鏈條的末端，醫生通過多種形式的回扣來獲取經濟利益。整個利益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在高價產品中分一杯羹。

　　這個利益鏈產生的根源是“以藥養醫”。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醫療資源不足，國家就給了“以藥養醫”的政策，即在藥品、醫療器械采購價基礎上允許一定比例的加價，作為醫院維持發展的經費。這直接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第一，市場得到信號，定價越高越好銷，這是導致醫療器械價格和很多藥價虛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大家發現做藥、做醫療器械賺錢，于是盲目建藥廠、醫療器械廠，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復。這些企業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虛高定價、給回扣。于是，整個產業結構變得混亂。比如醫藥代表的本職是介紹新藥品和器械，讓醫生能盡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醫藥代表的主要職能成了“做回扣”，而醫生成為賣產品的“商人”，得到的“回報”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