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 正方

　　4月上旬，新醫改方案出臺之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新醫改方案中提出：穩步推進公立醫院改制的試點，降低公立醫院機構的比例，形成公立醫院與非公立醫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

　　這些改革的推進將對民營醫院的發展產生何種影響呢？一時間，民營醫院的發展與改革也成了社會熱點。

　　老曹的意外

　　老百姓怎么看待民營醫院呢？家住北京海淀區紫竹院附近的老曹說，民營醫院在他看來，一直是“不怎么靠譜的”。

　　2008年5月，老曹突然牙痛，有朋友向他強烈推薦了一家民營牙科診所，他一聽是民營的，心里便不大放心，后來實在受不了激烈的牙痛，又沒有足夠時間去公立醫院排隊拿號，心想，姑且試一試吧，就去了。

　　老曹在踏進那個診所大門的時候就多了個心眼，醫生檢查完了征求他意見的時候，都是挑便宜的選。服務態度倒是很好，整個治療過程也很舒服，結賬的時候一看，乖乖，原來在這等著呢，他只有一顆牙壞了，卻收了三顆牙的治療費，每顆牙1000多元，共花去近5000元。牙倒是不疼了，心卻沒少疼。

　　交完錢出來，老曹心里特別不爽，心想民營的就是靠不住，總要討個說法才行。于是又返回，說：“我要投訴，讓你們負責人出來！”

　　這就來了位文質彬彬的經理，請他到會議室，讓老曹把情況說了一遍：“我也不是在乎這個錢，只是你們不能這么做生意呀，你只治了一顆牙，為什么收我三顆牙的錢？”

　　經理笑了笑：“不要著急，你當時聽著醫生說是幾顆？”

　　老曹：“是一顆，我就只有一顆牙疼而已。”

　　經理馬上說：“那好，另外的兩顆錢你不用付了，我這就讓醫生把錢退還給你，你看行嗎？”

　　老曹一愣，這么簡單？他只是想討個說法，讓醫生道個歉什么的，沒想到還能退錢。

　　經理說：“你有一顆牙壞了，要換新牙，我們要旁邊兩顆牙上打個樁，才好固定新牙，因此要收三顆牙的錢。這一點醫生應該在治療之前就跟你說清楚，但是因為他嘴懶，沒有說清楚，讓你不滿意了，就該受罰。而我負有管理責任也應該受罰。所以你那兩顆牙的錢分別由我和醫生替你付了。”

　　不一會兒，醫生也進來了，對老曹說：“對不起，是我沒有說清楚，我來付這個錢。”隨后雙手把老曹多交的錢給送上，這回可輪到老曹很不好意思了，忙說“謝謝”就回了家。

　　回去把這事跟朋友一說，朋友哈哈一笑：“老曹呀老曹，治療方案上你簽了字的吧，從法律上說，這錢一分不退都是可以的，責任自負嘛。你去別家醫院問問，都是這么做的，不給你固定，你那新牙還不得又壞了呀。”

　　老曹隨后一打聽，果然都是治一顆收三顆的錢，真是自己誤會人家了，再要想把錢給人家補交回去，卻被婉拒了。

　　一直對民營醫療機構看不上眼的老曹，這回經歷讓他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逢人便說起這事，還豎起大拇指，把患有牙病的親戚朋友都推薦過去。老曹后來知道了，他去的這家診所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連鎖醫療機構——佳美口腔，那位文質彬彬的經理就是佳美的董事局主席劉佳。

　　如今，新醫改啟航，老曹對民營醫院的發展充滿信心，在與朋友意見相左的時候，也呼吁大家多給一份諒解與支持。

　　劉佳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的時候反復用“春天”表達了他對新醫改的期待，面對未來更加復雜的競爭態勢，他顯得那樣淡定和從容：“我喜歡競爭，喜歡公平有序的競爭。”

　　作為國內首家獲得國際資本的醫療企業，佳美的發展軌跡已經成為民營企業在醫療市場成功運作的范例之一。目前，佳美已在北京、上海、大連、南京等地開設100余家連鎖門診部。

　　劉佳告訴記者，佳美能取得今天的成績，不僅源于國家在醫療領域的開放性政策，還得益于各類醫療機構之間的良性競爭與交流。“任何類型的醫療機構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就比如一些牙科的小診所，我們也會學習他們控制成本的能力，只有博采眾長，才能成就卓越。”

　　劉佳認為，國家給予民營醫療機構的政策環境和發展空間“已經很大”了，他也期待，這一次新醫改的各項政策落實下去，能產生一個更加公平透明、和諧有序的競爭環境。

　　然而，像佳美口腔這樣處于競爭主動地位的民營醫療機構畢竟少之又少，更多的則是在公立醫院的強勢競爭之下步履維艱。而民營醫院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引出的利與弊，也一直備受各方爭議。

　　口碑與廣告

　　上世紀80年代，作為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一部分，社會資本獲得了興辦醫院的權利。2000年，為了鼓勵民營醫院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針對民營醫院出臺了“免稅3年”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2004年，衛生部明確鼓勵民營資本和外資進入醫院。2005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大力度扶持下，民營醫院經歷了短期繁榮。2006年以來，與民營醫院有關的醫療事故不斷見諸報端，民營醫院的信譽受到嚴重影響。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會長于宗河告訴記者，民營醫院最近十多年來，不管從數量上，還是本身的優勢上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也存在著很多問題。“有一些民營醫院迫于資金壓力，瘋狂地打虛假廣告，老百姓受騙的程度也比較嚴重。”

　　與公立醫院相比，由于民營醫院在知名度、醫療設備等方面劣勢明顯，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分得一塊“蛋糕”，不少民營醫院把“轟炸式”廣告當作創業初期的“救命稻草”。

　　針對民營醫院的虛假廣告，有人調侃道，沒邊沒沿的廣告宣傳如出一轍：醫院設立是填補當地空白的，業務范圍是保健、醫療、科研三位一體的，設備設施是歐美進口的，專家顧問是國內權威的，醫療技術是國際領先的，管理團隊全是讀過名牌大學MBA的，發展方向是推動中國醫學事業的……

　　而事實上呢，房子、設備是租賃的，醫護人員是臨時雇用的，就連“執業許可證”都可以通過租賃或與當地人合作獲得。在嚴重夸大甚至蓄意編造的虛假廣告掩飾下，精心包裝的各種“專科”、“專家”粉墨登場，對患者肆意夸大病情，篡改甚至偽造化驗結果，小病大治反復治療，巧立名目分解或打包收費。一旦出了問題，大多是經一番“危機公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萬一“擺不平”就再換個地方另起爐灶，風光依舊地財源滾滾且屢屢得逞。

　　有統計顯示，全國90％以上的民營醫院廣告都存在違規現象。于是，人們開始把“不誠信”與民營醫院畫上等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營醫院的經營。

　　“我們從來不做廣告。”北京長青肛腸醫院總經理韓笑冰告訴記者，“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是靠口碑，來長青醫院的顧客，有75%以上都是通過朋友介紹過來的。”

　　長青醫院于1997年創立，是一所由軍隊申辦的一級甲等綜合性醫院。2003年，改制成為與四季青政府合作的股份制醫院，并從綜合性醫院變更為專科醫院。醫院專家大多數為退休的軍隊名醫，特色為“全程無痛手術”，在業界以“口碑相傳”的宣傳方式聞名。

　　怎么才能實現“口碑相傳”呢？韓笑冰回答，那就是要努力讓每一位患者都滿意。“我們由專人負責管理患者的《意見反饋表》，只要發現患者哪里不滿意，我們就改。”

　　針對諸多民營醫院以廣告拉動經營的做法，韓笑冰坦陳：“我對他們的做法是有所保留的。民營本來是一個中性詞，他們運用虛假廣告去欺騙消費者，結果把民營醫院的名聲和形象都搞壞，成了貶義詞了。”

　　北京英智眼科醫院院長胡力中對此也深有感觸，他認為虛假廣告泛濫與監管力度不夠有關，而相關媒體也負有連帶責任，“針對欺瞞消費者的行為，政府一定要嚴格追究到底。”

　　于宗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更是笑稱：“在某種程度上講，廣告做得越響，反而是最差的。”

　　“老百姓有口皆碑，自然就會慕名而來。”持相同觀點的還有北京三博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張陽，他對記者說，“很多民營醫院靠這種不規范的經營方式，錢也賺了，牌子也毀了，免稅期一過，換個牌子繼續騙錢。他們這么做，個體的、短期的利益可能暫時得到保證，但是肯定會傷害行業的、長期的利益。當行業的信譽遭受損失，最后也會轉嫁到醫院個體身上，長期來說對大家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北京三博腦科醫院以“博醫、博教、博研”為宗旨，注重醫療、教學與科研的良性互動，如今已成為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腦科醫院。2006年4月新華社內參兩次撰文總結三博的發展經驗，在溫家寶總理、吳儀副總理的重要批示中，都對三博的發展成績給予了肯定與鼓勵。

　　得到中央高層領導的肯定與鼓勵，這在民營醫院中絕無僅有。隨后，《人民日報》的一位名記者入駐三博，與病人同吃同睡一個多月，親身體驗三博的醫療服務，2006年6月15日，文章《三博醫院調查》在《人民日報》刊發，向社會全面報道三博的發展經驗，引起社會極大關注。

　　感人的義舉

　　媒體對三博的報道中，各種義舉成為公眾津津樂道的話題，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欣月童話”。

　　2005年11月，一個名叫朱欣月的來自長春的小姑娘，不幸得了腦瘤，可能導致失明。小欣月一直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去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但對于失明的她來說，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了幫助欣月達成夢想，父親編出善意的謊言，決定在長春找一個有國歌響起的地方，到時告訴她那里就是北京天安門。2006年3月，2000多陌生的志愿者在長春公關學校的操場上模擬了天安門廣場升旗的情景，讓她感受到了天安門廣場升旗的盛況。

　　北京三博醫院知道小欣月的情況之后，立即派出專家組趕赴長春為其診斷，并決定免費接小欣月來京治療。從2006年3月31日到4月11日，專家們為小欣月進行了兩次重大手術，直徑達7厘米的腦腫瘤被成功切除。

　　2006年5月8日，小欣月在北京三博醫院醫護人員以及武警戰士的陪同下來到天安門廣場看升旗，終于夢圓。

　　這個美麗動人的故事被人們爭相傳頌，更有人在媒體撰文感嘆，“為什么這竟是一家民營醫院來做的？”
“金杯銀杯不如民眾的口碑。”像三博這樣，能將醫療企業作為一種品牌、一份事業來做的民營醫院掌門人不在少數，小到社區的義診、為窮困者減免醫療費，大到控制非典、支援抗震救災，只要力所能及，他們都不甘人后。這與人們印象中民營企業老板“見利忘義”那一套完全不同。

　　在對佳美的采訪中，劉佳甚至還與我們開起了玩笑：“你們是與我最后一次談企業的記者，殺青了。以后你們看不到我以佳美集團總裁的身份在媒體出現了，而只會看到我的NGO組織者身份——我現在是中國醫療教育慈善機構的執行主席。”

　　據他介紹，這是個純粹的NGO組織，是北京重點高校的研究生和一些著名的專業人士共同發起的。通過國際、國內社會無償捐獻的錢來支持中國偏僻地區的醫療和教育。幾個主要組織者都是有一定經濟實力、有社會責任感和有較高教育背景的人。該組織目前擁有2萬多個大學生志愿者，還有5000個醫生，每隔一段時間，他們會自愿組織起來到貧困地區去義診和義教

　　他的想法與做法，讓我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比爾·蓋茨與巴菲特。

　　此次新醫改，國家“鼓勵社會資本依法興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就是期待在堅持醫藥衛生事業公益性的同時，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發展醫療衛生事業。

　　“我們把這當作一份事業來做”、“民營醫院也可以做成‘百年老店’”……在接受我們采訪的諸多院長專家中，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這種想法。

　　可是，民營醫院真能做成“百年老店”嗎？除了民營醫院本身的努力，還離不開國家政策的支持。

　　于宗河指出：“我國現在有將近2萬所醫院，公立醫院占絕大多數，有些還是百年以上的醫院，只要堅持公益性，政府都是支持的。后來一些醫院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搞了創收，全國人民不答應。民營醫院也是一樣，如果一味地大賺特賺，就是很危險的，如果你辦醫院是奉獻社會，立院為民，政府一定是支持的。”
胡力中建議，“政府一定要把好關，不能讓投機商人占便宜。”

　　兒子和外甥

　　此次新醫改中，體現出的原則正是政府主導、強調公益性以及高度重視民生。專家表示，“該方案的基本特色就是公平性”。

　　但是，讓全民都公費醫療，是我國財力所不能負擔的。此次雖有總計8500億的醫改資金投入，相對于巨大的人口規模而言仍顯得十分有限，在有人提醒每一筆錢都要有效監督以保證“用于刀刃上”的同時，也有人發出了“看病難、看病貴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得到緩解”的悲觀預測。

　　而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將起到“增量帶動存量改革”的作用，民營醫院在一定程度上逐漸與公立醫院形成競爭局面，也有利于緩解“看病貴”問題。因此，有專家斷言，民營資本進入醫療領域是一種必然趨勢。

　　新醫改方案中也明確指出，國家將制定公立醫院改制的指導性意見，積極引導社會資本以多種方式參與包括國有企業所辦醫院在內的部分公立醫院改制重組。穩步推進公立醫院改制的試點，適度降低公立醫療機構比重，形成公立醫院與非公立醫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

　　然而，有業內人士指出，這些文字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具體執行的條例法規還需看各地方政府出臺的“實施細則”，目前民營醫院還遠遠沒有享受到“國民待遇”，其發展在諸多方面仍受到政策的掣肘。

　　有人甚至打了個形象的比喻：公立醫院是政府的“兒子”，而民營醫院不過是政府的“外甥”，誰比誰親不是一目了然嘛。

　　在諸多“不公平條款”中，爭議最多的是針對民營醫院的稅收征管。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2000年7月10日下發的關于《醫療衛生機構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中，首次提出要對民營醫院征收營業稅和所得稅。規定在3年免稅期之后恢復征稅，這就意味著，民營醫院總共需要負擔包括企業所得稅、營業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車船使用稅在內的10余項稅費。

　　其征稅的依據是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局、財政部、國家計委2000年頒布的《城鎮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實施意見》，該規定將城鎮個體診所、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一般劃定為“營利性醫療機構”。

　　而公立醫院因為均屬于“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范疇，可以長期享受著免稅的優惠。

　　針對這一問題，于宗河特別強調：“民營醫院確實存在稅負過重的問題，每年從民營醫院收取的稅額只有區區幾個億，對于全國的醫療事業來說，解決不了什么實質問題。但這些錢對于那些民營醫院來說，又幾乎是致命的……很多不規范的行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逼出來的。”

　　張陽則從另一個方面來思考稅負問題：“醫療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行業。在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政府對高新科技企業有很多扶持的優惠政策，正是在這些好政策的支持下，中國的高新企業得到了快速發展，許多民族企業像華為、聯想等，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在醫療行業，是不是也可以參照高新技術企業的政策作些調整？”

　　關于稅負不公的爭議又連帶到“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認定上。韓笑冰就該問題發出疑問：“民營醫院也承擔著不少公益性的職能，而很多公立醫院也從事營利性的工作，怎么能搞一刀切？我們從來就沒有以營利為目的，從建院至今也從來沒有營利過，所有收入都重新投入到了醫院的建設上，結果還是一分不少地照章納稅。”

　　也有專家曾經指出，一些承擔公共職能的機構，雖然打著非營利的旗號，卻做著營利的買賣，比如公立醫院商業化、學校暴利化之類，因此“非營利”稱號很容易變得名不副實，這也進一步地惡化了民營醫院的不利境地。

　　也許，如何認定“營利性”與“非營利性”之間的差別，遠非文字上寫得那么簡單，如何讓“非營利性”的各項規定真正落到實處，正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與魄力。

　　韓笑冰向記者透露，當年，長青醫院在軍隊醫院向股份制改制過程中被劃歸為“營利性醫院”，政府的“兒子”就突然間變成了“外甥”，若不是憑借技術實力最終爭取到醫保定點醫院的身份，其經營恐怕很難維持到現在。

　　與天生就是醫保定點單位的公立醫院不同，民營醫院要想成為醫保定點單位需要花一番功夫。比如醫院必須承諾不以營利為目的，還要承諾愿意承擔社會責任，承諾醫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利潤必須全部投入醫院的再發展，醫院所有者不得從醫院經營中獲取紅利，承諾嚴格按物價部門規定的標準收費等等。

　　業內人士透露，即便這樣，醫保定點還要經過相關部門的審查，一些硬件設施、周邊環境、地理位置等都可能對結果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根據上海衛生協會早前統計，上海500多家民營醫療機構中，近兩年全部或單科納入醫保定點的民營醫療機構共43家，僅占上海醫院總數的7.85％。據北京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委員會調查，目前北京市民營醫療機構已達2000余家，其中的80%發展艱難，稅負過高、難以進入醫保序列成為民營醫院發展艱難的主要原因。

　　不過，各位受訪的專家對醫改的未來還是充滿信心的。根據4月７日公布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民營醫院在醫保定點、科研立項、職稱評定和繼續教育等方面，與公立醫院享受同等待遇；對其在服務準入、監督管理等方面一視同仁。

　　此外，國家還將落實非營利性醫院稅收優惠政策，完善營利性醫院稅收政策。而且，北京市的醫改意見里已經明確提出了四個“統一”：統一準入、統一監管、統一考核，統一醫保定點。如今，各地方政府的配套實施細則也正在研究制定過程中，醫患雙方對醫療改革的未來賦予了更多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