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引起海內外高度關注。
胡錦濤對經濟特區提出的5點要求中，“繼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為推動科學發展探索新路”成為首當其沖的要求。
無論是城市還是企業，都正在經歷轉型期的深刻變革。多年的改革經驗使人們普遍意識到，能否高質量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系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關系到中國下一個30年的發展之路，并深刻地影響中國未來的命運。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味著在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而改革，必然牽涉到多方利益的深層博弈。復雜之處還在于，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決定成敗的歷史周期。
這就決定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是中國一場新的、不得不進行的艱難轉身。
——編者
解讀未來經濟政策的主旋律
——專訪中央黨校理論經濟學博士后張建君教授
“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方式”一詞之差，昭示的卻是不同的含義——前者指的是經濟產出和經濟效益問題，后者則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問題。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政府和企業無疑是執行層面的兩大主體。但問題是，地方政府剛性動力不足，而企業也存在諸多實際困難。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突破口在哪里？中央提出要在“加快”上做文章，如何才能破解這一難題？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落實過程中，怎樣才能讓政策落到實處，避免做表面文章？為此，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理論經濟學博士后、中共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部張建君教授。
轉變的速度和質量，決定中國未來
中國質量萬里行：從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國在完成著一個巨大的跨越，這種跨越您怎么解讀？
張建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2007年在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的。此前，中央強調的一直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增長”與“發展”一詞之差，昭示的卻是不同的含義——前者指的是經濟產出和經濟效益問題，后者則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問題。
最近幾年社會問題頻發，如收入差距過大，生態環境污染、各種資源的浪費等，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積累的矛盾不斷出現，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就經濟談經濟已不能解決中國轉型期的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這是中央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現實原因。不過，從長遠來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是事關國家社會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決策，是中國未來10到20年經濟政策的主旋律。
2010年2月，胡錦濤在中央黨校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關鍵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見實效。“加快”，強調的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緊迫性、戰略性和全局性意義，我認為這是畫龍點睛的一筆——“加快”要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在2007年前后，我們主要應對和解決的是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們是對自我，也就是對內部的經濟結構與經濟矛盾的一種自我調整。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中國和全世界都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給各國乃至世界經濟形成了巨大沖擊，在這個沖擊面前，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暴露出了一些局限和弊端，中國在謀求轉變，同樣世界各國也都在尋找出路。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速度和質量，決定了在下一輪世界經濟大潮中的地位。
中國質量萬里行：從公眾容易理解的角度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是什么？
張建君：簡單說就是兩個“推動”。一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轉型，既要在新興能源、生物、空間、電動、核技術等領域形成新的產業主力軍，又要加強自主創新，改變中國企業處在產業鏈價值低端的局面；同時，推動勞動力從單純的農業、工業向現代服務業轉型。二是實現社會事業與經濟成就的協調、和諧、平衡發展。
中國質量萬里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現在中央政府提得非常高，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地方政府未必積極，有些只是喊喊口號，做做樣子。
張建君：我個人看法，主要問題在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這樣一個矛盾沒有很好地解決。所以，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還要進一步提出比較有系統性的國民經濟平衡發展的戰略規劃，把這個規劃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現實結合起來，解決國內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現狀。
新型工業是“有中變優”，不是“無中生有”
中國質量萬里行：中國工業化進程已完成初級和中級階段，進入中后期的新跨越階段，這一階段在經歷了重化工業和新型工業的道路之爭后，中央最終定調選擇了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道路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味著什么？
張建君：新型工業化道路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個重要推動。
對中國來說，新型的工業化道路路在何方？有這樣幾個制約因素：
中國是后發國家，一直是拷貝西方，進行追趕型增長，由此在現階段，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如何走，人們普遍缺乏預見性，我把它稱之為“突破前的困惑”。
中國的人才瓶頸非常嚴重，既缺技術人才、管理人才，更缺創新型政府的服務人才。
中國的很多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為了短期效益，盲目扶持投入小見效快或者投入巨大、規模巨大但產業傳統化的項目，這就制約了對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探索。
需要強調的是，所謂新型工業是“有中變優”，不是“無中生有”。舉個例子，通過對傳統鐵路產業向新型高鐵產業的升級轉型，形成了鐵路產業的振興，這是多么大的產業！現在是鐵路技術的革命性時代，目前中國鐵路運營還不到8萬公里，而美國運營鐵路27萬公里，如果用高鐵替代傳統鐵路產業，將使中國經濟整體提速。所以，新型工業的“新”，不一定都是大的技術變革，也可以是小的技術改造。
不過，通過“有中變優”實現更新換代，事關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產業，是國家產業結構的主體構成。比如汽車產業，中國現在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汽車市場，能不能發展成為新型工業？關鍵看能不能搶占電動汽車和新能源汽車的制高點。否則，10年后，中國汽車行業就將面臨嚴峻的你死我活的競爭局面，更不用說節能減排、低碳環保的國際苛刻條件了。
再比如說農業的制種產業，這是農業結構調整最有希望的一個推手。當前，在制種產業，中國多是次級代理和再代理，制種產業都抓在美日等國手里。實際上，中國地域廣闊、物種豐富，地理帶分布齊全，這十分有利于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推動中國產業育種。所以，中國的生物技術需要新的跨越式發展，需要更有效地突破。
現在，中國模式面臨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經濟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和關鍵期，中國工業化道路向新型工業化道路的轉變一定要考慮網絡、生物、空間、新材料等新興技術帶來的歷史性機遇。只有這樣，在世界轉型大潮中，才會有中國的聲音、中國的形象、中國的標志，才會有中國代表性的東西。
轉型是否成功，取決于百姓能否“安居樂業、安身立命”
中國質量萬里行：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怎樣才能使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真正落地并迅速開花？
張建君：對政府各級部門而言，一要深刻領會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歷史緊迫性，要把握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本質，要意識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不是泛泛而談，而是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到了只有依靠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社會事業協調發展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時候，對此，要有清晰的認識，要深刻把握理論精髓；各級領導干部依然要對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性再學習、再認識、再調研，體味其對中國未來的戰略意義和影響。
二要改變中國政府官員的考核評估體系，要去掉“惟GDP”論的官場陋習，使各級政府官員能真正從推動地區經濟的長遠發展來考慮產業規劃，經濟政策調整，以及各種各樣推動社會事業發展政策的制定，要鼓勵既有產業的升級轉型，要大膽引入新興產業和新能源技術的發展，要關注有利于節能減排和生態安全的產業布局。要立足長遠，統籌考慮城鄉布局和一體化發展，不要追求短平快，盲目制造GDP，如果官員頭腦中的GDP少一點，轉型的步伐就會快一些，要多做一些基礎性和長遠性的工作。
三要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統籌考慮，要從各項政策和民生角度考慮，要凝聚百姓智慧，謀求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切實解決好百姓教育、醫療、養老、就業等民生問題——這也是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突出標志。如果民生問題、群眾利益被忽略，盲目追求政績，引進華而不實的項目，如開發具有明顯利益導向的有些房地產項目，引進具有地方利益導向的項目投資，這都可能會制造新的矛盾，設置新的障礙。要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優化作為政府官員考核的標準，二者不能失之偏頗。
四要加大中央部門和聯合小組對全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督導、調研，采取相應的獎懲措施，推動各省、各地區加快轉變，要通過調研、工作檢查、專家學者研究，使之落到實處。“積之3年，必有大效”。如果宣傳多、調研少，甚至沒有有效的督促、獎懲來推動，政策就有可能“雷聲大，雨點小”，使中國經濟模式的全面崛起失去歷史性機遇——全球都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都在進行發展方式轉變，誰走在前面，誰就是下一輪產業大潮中的領軍人物。
中國質量萬里行：對企業來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如何落實？
張建君：對于企業來說，一是要有吃螃蟹的勇氣，大膽將技術、資金、人才、物力向有利于技術突破的領域投入，要以“有舍有得”的理念實現自身領域的產品更新和技術突破。
二是奉勸中國的企業家，要從資本運營、房地產景氣的投資理念中實現轉型，把技術研發作為最重要的投資方向，如工藝改進、功能創新、產品、組合創新，從小的技術創新轉向大的技術創新，建議企業家關注模塊化生產的產業化分工新趨勢，無論是有形的產品還是無形的服務，都有更為專業的精神推動企業的進步。對內，“模塊化”，技術服務精深化、標準化；對外，要實現技術的有效突破，產品創新。
三是建議企業家一定不要過度迷信市場，迷信市場的暴利，迷信市場的利益導向——行業利潤的平均化是市場的基本法則，經過一定時期的市場競爭和產能的調整，利潤會比較均衡地分布在社會的各個行業，只要在本行業做到最好，就能獲得較為長久持續的利益回報，成為行業的領頭羊。要在本行業長期堅持、投入，升級發展，不要盲目地追隨市場導向——創新和轉型發展是企業進步的靈魂，企業要自主創新。
中國質量萬里行：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變，轉變得怎么樣，從效果上看，如何判斷？
張建君：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落到實處，不僅要看政府和企業，也包括百姓生活圖景的完善與和諧。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否成功，就看能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安身立命”；使企業“技術創新、產品創新”；使政府“既注重經濟發展，更注重社會優化”。
中國質量萬里行：加快經濟方式轉變，您覺得還有哪些是必須要強調的重要因素？
張建君：對中國來說，還要做好金融和農業兩篇文章。在全球化的經濟形勢下，中國需要熟悉國際原理與規則，做好應對進一步全球化的準備，實現中國金融業的轉型升級。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有美國的次貸危機都說明這一點。21世紀，金融穩定才能經濟穩定。
農業對現代化的發展至關重要。中國是農業大國也是人口大國，但因為是人口大國，所以才是農業大國，這樣的邏輯關系，說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基礎性位置。所以，農業現代化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這兩篇文章做好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有了很可觀的內容。其中還要加大對金融和農業人才的培養，特別是跨國人才的培養。
謹防黨政一體化的政治弊端
中國質量萬里行：轉型期社會矛盾的頻發，既要求社會改革，也要求政治體制的配套改革。您認為政治改革應重點從哪里著手？
張建君：各級黨組織要關心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問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國的問題不在于要找到中國政治體制的劣勢，而是要發現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這是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成功經驗。事實上，中國黨政雙重結構的憲政模式具有極大的優勢，有利于激發社會群體的集體創造力，有利于形成社會穩定的框架結構，有利于形成黨政互相制衡、相互監督、相互推動的政治權力形式。但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今天，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黨對自身民主制度建設的滯后，組織建設的弱化。
中國黨政制度的優勢如能發揚光大，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就有了保障，中國模式就是可期待的。但怕就怕在，中國政治體制仍然走在黨政不分，黨不管黨的路子上——黨的各級一把手失去黨內民主監督，從而造成政治體制的腐敗和動力機制的喪失，這才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要害所在。要謹防黨政一體化的政治弊端。
中國質量萬里行：您認為過去三十年中國的高速發展是否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
張建君：這里首先要考慮的是，如果有模式，那中國模式為世界帶來了什么？
中國經濟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擺脫傳統工業化的束縛，沒有取得突破性的標志性成果，相對來說整體水平還比較低。如果說模式的話，譬如社會生活模式、社會制度的改革——它應該對中國和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就像瓦特發明蒸汽機，愛迪生發明電燈，比爾·蓋茨發明windows操作軟件一樣，能以產品和服務產生劃時代的影響。
目前，中國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面臨著嚴峻的全球挑戰。所謂中國模式，不是我們為世界提供所謂模式和成功經驗，而是要發現自我不足，循著既往發展的內在邏輯，尋找更好的全球化發展對策。所以，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中國模式的應有之義，也是推動中國模式升級轉型的重大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