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競爭激烈、充滿壓力和誘惑的城市中，強烈的“失落感”使部分農民工二代扭曲了人生觀，進而脫離了生活的正軌、迷失在城市的邊緣——近日，天津市6所監獄的農民工二代犯罪人員接受了當地媒體的深入訪談，其中67名服刑人員接受了問卷調查。對于調查結果，社科院有關專家進行了分析。9月21日，調查報告正式出爐，相關數據顯示，農民工二代走上犯罪道路大多與其在城市打工受挫有關。
“城市，和我想象的不一樣”
21歲的小施其實是個有情有義的孩子，接受采訪時，每次提到爺爺奶奶他都禁不住掉眼淚。家在河南的小施，很小的時候父母就出來打工，十幾年了就回過一次家。小施和弟弟從小跟著爺爺奶奶生活。2009年，他也來到了天津。小施說，他最初出來打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賺了錢孝敬爺爺奶奶，同時自己也能過上好生活。
到了天津以后，他才發現，這里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大得無邊的城市以及到處都講規矩的環境讓他無所適從。加上沒什么朋友，缺乏溝通讓他感到孤獨寂寞。而且來了兩三個月也找不到一個稱心的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只能干些賣苦力的活兒，讓小施對好生活的憧憬變得很渺茫。
寂寞無聊的時候，小施進入了網吧。很短的時間內就沉迷其中。后來在網吧還結交了一些朋友。那些人大多是和他一樣的打工者或農民工二代，他們請他吃飯，送他上網卡。這讓內心孤獨的小施很感“溫暖”。后來那些人勸他：“別再打那些賣苦力不賺錢的工了，跟著我們干吧。”此時的他已經沒有選擇，雖然心里害怕，但還是跟著“朋友”一起去偷了景觀燈的電容器。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小施的膽子漸漸大了起來。辭掉了工作的小施常常在網吧一玩就是幾天幾夜，餓了叫盒飯，困了就趴在電腦前睡一會兒。這樣的生活不敢讓父母知道，于是索性搬出來和幾個“朋友”租房住到了一起，一直到出事被逮捕。
老家山東的小望，是隨父母來津打工的。他說：吃苦我不怕，對農村人來說，在城市打工再苦也比在農村種地輕松。讓他受不了的是被城市人歧視、排斥、欺負。小望所在的企業，打工的大多數是女孩子。于是，渴望被認同的小望總是想辦法接近、討好城里的同齡人，但是城里人常常用“這個你不懂”，“看什么，看了你也買不起”之類的話刺激他。這還不算，工作上也總是和他過不去。有了矛盾，不好意思直接道歉的小望也曾主動向城里人示好，但總是被當眾嘲笑，這讓小望內心很苦悶，于是閑時就到網吧聊天、玩游戲解悶，在網吧認識了同鄉。老鄉說：電子廠的塑料顆粒可以賣錢，我有朋友可以帶咱們一起干。小望跟著去了，第一次雖然分到的錢不多，但總夠買游戲裝備和交上網費了。第二次他分到了4000多元，充了游戲點卡后，半年多沒往家里交工資的他，把其余的錢全交給了父母。看著父母拿到錢高興的樣子，小望的心里也美滋滋的，從沒想過自己觸犯了法律會被制裁。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四成的調查對象是因為“向往大城市生活”和“好奇”來津打工；41.79%的調查對象認為，“入獄前的打工狀況與當初想象相差很大”；52.24%的調查對象認為，在津“打工很忙、很累”；47.76%的調查對象對“打工城市的就業狀況不滿意”；近六成的調查對象認為，“打工很辛苦，房價物價太高、工資太低，生活不容易、壓力大”。
矛盾、躁動、糾結、迷茫
所謂農民工二代，以“80后”、“90后”為主。他們或者曾是“留守兒童”，或者曾是隨“農民工一代”父母進城尋夢的“無根兒童”。他們的“城市夢”比父輩更執著，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不愿意在結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鄉務農。
在采訪到的十幾名服刑人員中，當問及將來是否還要回到農村老家時，回答幾乎都是“不”。而且，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也根本沒有務農的經歷和經驗。因此，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鄉村”之間，他們在游離，稍一失控，偏離人生航向，走入犯罪歧途就會成為必然。
相較于第一代農民工犯罪，第二代農民工犯罪呈現以下特點：一是掠財性犯罪增多并呈現蔓延態勢。在犯罪目的上，犯罪人(第二代農民工)更愿意直接選取掠財性犯罪為致富手段，以滿足對城市生活的畸形需求。2007年至2011年，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檢察院共審查批準逮捕農民工二代(30歲以下)犯罪案件37件49人，其中盜竊案7件8人，搶劫案16件20人，搶奪案1件1人，侵財案件合計24件29人，占農民工二代犯罪總人數的59.18%。二是共同犯罪比例高，團伙作案、連續作案等特點較為突出。在天津市第二代農民工犯罪調查中，結伙作案比例較高，約占全部案件的六成，其中以搶劫案最為突出，且呈現出團伙作案的特點。五年來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農民工二代聚眾斗毆案4件9人，故意傷害案4件4人，妨害公務案1件1人，三類犯罪合計9件14人，占批捕農民工二代總人數的28.57%。三是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五年來天津紅橋區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的農民工二代20歲及以下為14人，占批捕總人數的28.57%，而且犯罪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從各方面總結出的農民工二代犯罪的特點中不難總結出，農民工二代犯罪特點的核心就是矛盾、躁動、糾結、迷茫。正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定位和歸屬感才致使農民工二代犯罪日益凸顯。和最終賺了錢回家蓋房的父輩相比，農民工二代對農村的背離更加決絕，而城市是他們生命中一個華麗的夢，似幻似真，近在身邊，卻又遠在天涯。他們游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既不完全屬于城市，也不完全屬于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