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予合法生存的一技之長

“我們要容納他們。”一位社科院專家指出，對新生代農民工，城鎮應該采取有效措施慢慢地接納他們，使他們成為城市的建設者。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極為重要，它不僅關系到農民工自身的問題，而且還直接關系到農民工所在城市的未來發展與穩定。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具有農村孩子的純樸，他們易受環境影響，在一個惡劣的環境里容易學壞，但在一個好的環境里，也容易出人頭地。在專家看來，這些農村孩子最需要關愛，這是全社會的責任。

這位專家還建議加強對農民工職業技能的培訓，助他們有合法生存的一技之長。另外“要向他們開放公共設施。讀書，是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徑。”“我們應該感謝農民工，他們為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貢獻。”這個受到感謝的群體也應該被全社會溫暖相待，其實善待他們，也是善待自己。

天津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一直在關注農民工二代的犯罪問題，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所長劉曉梅認為，第二代農民工犯罪的個體原因多來自個體的挫折反應。他們帶著對城市的向往與歸屬的追求來到城市，在城市體驗了一段時期后，發現主觀愿望與群體的整體期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距。無疑會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挫折感并催生犯罪行為的發生。這種挫折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期望值過高而導致心理失衡。期望值的失落產生焦慮是第二代農民工的普遍心理狀態。他們懷揣脫離農村的理想奔向城市，希望由此創造自己的事業和生活。但進入城市后，感受到城市的陌生和歧視，與城市居民相比，整體素質不高的他們只能從事以服務業為主的簡單體力勞動，勞動時間長、強度大、收入低、不穩定而處境艱難。

二是相對剝奪感較強烈。在就業、生活福利、城市生活及社會保障等方面得不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甚至在生存、安全、勞動報酬、工傷索賠等方面利益受侵犯的事件時有發生。而這些侵犯也未能及時得到來自于公權力的保障。對于權利和價值的失落，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第二代農民工的不滿。他們普遍認為自身的勞動價值得不到體現，因此處于孤立狀態。這種被剝奪感產生的心理失衡激發的犯罪動因，則容易激發第二代農民工對抗社會的群體性犯罪事件產生。

三是邊緣心理和過客心態較突出。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第二代農民工缺乏回歸意識。他們工作、生活在某個城市，比父輩更向往融入現代城市生活，卻常因戶口、社會保障、文化教育等原因受到城市的排斥和歧視；他們中的大多數雖然來自農村，但并沒有正式干過農活，因此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人；他們不像父輩根在農村，可以做城市與鄉村遷徙的“候鳥”；他們是不同城市的“過客”，找不到工作也不會回老家，而是選擇繼續在不同的城市尋找機會，既游離于農村社會體系之外，又不能融入城市社會體系之內，大多歸屬感比較迷茫。(記者 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