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一名因工作而苯中毒的工人接到病危通知書。由于維權難,有些職業病患者等不到賠償到來的那一天。楊曦攝
取證難于上青天無奈狀告衛生局
兩個職業病患者的維權之路引人深思
同樣是遭遇職業病，兩個人卻又不同的命運
2005年5月，江門新會一家集裝箱廠工人黃林(化名)，每天全身酸痛，疲憊和嗜睡。兩個月后，皮下出血和瘀斑擊垮了這個當過幾年兵的湖北漢子，老家醫院診斷———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
2007年“五一”來臨前，工友從該廠電腦上發現一份《2006年單位對外禮品單》，職業病鑒定相關部門赫然在列。半月后，兩年多艱難維權路陡然轉向，5名工友相繼被認定。
而此時，胡旭容還是深圳市寶安區手機充電器工廠流水線上的熟練工，在半成品廠房里打工，每天都在接觸一種叫洗板水的有機溶液。
2007年9月26日夜班后，兩年來的四肢乏力和頭暈，最終也擊垮了胡旭容。深圳市寶安區人民醫院確診，她患上了再生障礙性貧血。29歲的川妹子，就此喪失勞動能力。
即便是千辛萬苦獲得鑒證材料，即便是檢測出車間含有苯(一種有機溶劑，可致癌)，幾次診斷和鑒定書上的結論始終一致：不能診斷為職業苯中毒。
一年多來，她拖著病怏怏的身體游走于深圳和廣州之間，素色小挎包里裝滿了各類法律法規。悲傷之余，她也顯示過“強硬”的一面：《職業病防治法》規定，沒有證據否定職業病危害因素與病人臨床表現之間的必然聯系的，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應當診斷為職業病。
維權過程中，深圳市衛生部門一位官員私自出錢，為胡旭容買藥，直到現在。而這，更讓她隱約感到職業病鑒定之難：如果化學中毒類的職業病，也有肉眼可見的明顯癥狀，我也會做出“開胸驗肺”這樣的事。
而今，黃林辭了集裝箱廠工作，去到深圳打工。胡旭容因為沒錢，治療只能斷斷續續，她仍奔走于深圳和廣州之間。
發病
2005年12月至2007年9月，深圳市寶安區沙井鎮，一個4平方米的出租小屋容納了這個來自四川仁壽縣的外鄉人。
胡旭容在鎮上的飛煌電業制品廠流水線上工作，生產手機充電器。在B棟4樓PCBA車間工作期間，她共做過洗板、目檢和執錫三個工種，其中最后的執錫工作長達一年零七個月。執錫崗位緊靠在洗板崗位旁，每天都要長時間嗅、觸到洗板液(一種有機溶液)。而對里面的化學成分，胡旭容一無所知。
“每天都需要經常接觸，甚至有些時候一碰就是一個多小時。”胡旭容說，在此崗位工作，工友們沒有任何防護措施，連手套都沒發過。
2007年9月25日，是她最后一個夜班。翌日早上7時，下班回家睡覺，2個小時后醒來時，胡旭容再也撐不下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她總是感到心悸，畏寒，發熱，惡心，頭暈乏力。深圳市寶安區人民醫院檢查認定，胡旭容患上了再生性障礙貧血。
“醫生問我做什么工作，然后嘆口氣，搖了搖頭。”對年輕的胡旭容而言，這個疾病是一個陌生的詞匯。
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救治后，她無由來地思念遠在四川仁壽縣的父母，一種不祥的感覺涌上心頭。2007年底，她離開深圳，在華西第一人民醫院接受門診治療。自此，她走路越來越慢，說話越來越短，身體每況愈下。
8個月里，她只能靠吃藥維持身體。每月光住院費就需要幾千塊，父母多年的積蓄告罄。“喪失了勞動力，我就是一個廢人，父母整日以淚洗面。”胡旭容精神絕望。
這種絕望也一度發生在黃林身上。
2003年7月到2005年5月，江門新會一家集裝箱廠，三個大廠房拼成的大車間里，黃林做沖壓工，2005年5月他感到身體疲憊，嗜睡和渾身酸痛。
7月下旬，黃林牙齦、皮下出血，全身瘀斑。他決定返回湖北棗陽老家治療。棗陽市人民醫院的診斷———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讓當過兵的黃林大驚失色。
正名“職業病”
集裝箱工人每月只發5個口罩，一年只有2雙防護鞋。空氣不暢通，煙塵籠罩車間。
離家出走那天早上，胡旭容回望了華西第一人民醫院最后一眼，沿著街道隨性走去。“走到哪算哪，反正不回仁壽了。”
途經四川省勞動衛生職業病防治院，“職業病”的字眼引起了胡旭容的狐疑：之前，每到一家大醫院看病，醫生都會詢問她“做什么工作”，聽聞后，連連搖頭。在門口石凳上費了一番躊躇，她掏了7元手續費，走進去。
“你這是職業病啊，就在這里趕緊做檢測吧。”防治院的醫生誤以為胡旭容在四川的工廠上班。醫生一句話，將她從夢中點醒。
胡旭容將自己在“流水線”上的工作放了一遍電影，越想越覺得自己正是醫生所說的“疑似苯中毒引起障礙性貧血”。出走一天后，她找到了方向：2008年10月，胡旭容拖著病體飛回深圳，決定為自己的“職業病”正名。
黃林也將自己的災難和職業病聯系到了一起。
“離噴漆、烤漆最遠，誰也不會想到我會染病”，但集裝箱工人每月只發5個口罩，一年只有2雙防護鞋。“空氣不暢通，煙塵籠罩車間。”黃林說。
公司買過醫保，黃林從老家返回，住進江門中心醫院。他躺在病床上查閱相關資料，獲悉接觸油漆也可能導致苯中毒性白血病。出院后，他開始了長達兩年的維權路。
據新華網報道，到2008年，全國各地新發各類職業病13744例。而有關專家質疑，這個數字明顯趨于保守，因為該報道接下來說，2008年全國共檢查出存在粉塵、石棉、有機溶劑等職業病危害的用人單位11萬余家。
彼時，職業病維權，尚未引起公眾的矚目。胡旭容和黃林“正名”的道路，前景似乎并不光明。
“與虎謀皮”的申請
“工廠要求我在接觸史上注明‘沒有接觸過洗板水’,我死活不同意，他們又讓我改成‘偶爾接觸’。”
2008年10月至今，胡旭容陷入職業病鑒定的“牢籠”。治病曙光微現后，噩夢再復。按照現行法規，職業病鑒定中“病人職業史”、“職業病危害接觸史和現場危害調查與評價”，這兩項關鍵內容需要從企業獲得。她說，“討要的過程無異于‘與虎謀皮’”。
取證第一回合———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讓胡旭容隱約感到了“道路曲折”。
在當地勞動部門介入下，飛煌電業制品廠承認了與胡旭容存在勞動關系。2008年10月16日，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向飛煌電業制品廠、寶安區衛生監督所、寶安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沙井預防保健所和胡旭容本人，發出遞交鑒定材料的通知書。
其中要求，單位出示胡旭容歷年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評價資料、接觸的化學品名稱清單、相關化學品的成分分析報告或安全毒性中文說明書，以及歷年的職業健康監護檔案。
而在胡旭容職業接觸史記錄上，單位卻又拒絕蓋章。
“工廠要求我，在接觸史上注明‘沒有接觸過洗板水’,我死活不同意，他們又讓我改成‘偶爾接觸’。”直到寶安區電視臺等一些媒體介入報道胡旭容維權路，飛煌電業制品廠才同意在職業病接觸史上蓋章。
而黃林得到的反問則是：做了十幾年的工人都沒事，你才干了2年，能得上職業病？
當時是2005年10月，黃林向公司提出做職業病診斷。
2006年3月，他向江門市職業病防治所提出申請，防治所在沒有任何調查情況下，同樣一口回絕。“我一再堅持，防治所卻要求我自己出診費。”黃林告訴記者，事后查閱法規，他才知道這個要求十分荒謬。
2008年11月11日，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向胡旭容和飛煌電業制品廠下發了“不予受理職業病診斷申請”通知書。防治院采用的材料是，飛煌電業制品廠提交的2008年10月胡旭容所在車間空氣采樣檢測報告，結論是———該車間不存在苯系物危害。
“我2007年9月因病離廠，2008年10月的證據與我有什么關系？”而彼時，飛煌電業制品廠已被美國偉創力收購，大多廠領導易人。
胡旭容對“不予受理”也充滿疑惑：歷年職業病危害因素報告和同工種員工的歷年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廠方為什么不予提供？材料缺少或不全，對于廠方來說，就沒有證明不是職業病的證據，為什么防治院反而不予受理？
2008年11月，無奈之下，胡旭容到省職業病防治院尋求幫助，在省職防院過問下，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最終同意受理胡旭容的職業病診斷。
而黃林也是在經過了一年多，輾轉于相關部門，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才開始收集資料，受理鑒定。
艱難取證
“第二天當我到辦公室查閱報告時，他們反口了，告訴我所在的車間不含苯。”
有了不予受理職業病診斷的教訓，胡旭容開始重視廠方提交資料的真實性和完整性，于是多次到寶安區沙井預防保健所，查詢其當時所在的車間歷年的職業病危害因素檢測報告。
“在電話里很明確地告訴我，所在的車間含有苯系物危害。但第二天當我到辦公室查閱報告時，他們反口了，告訴我所在的車間不含苯，而且不肯提供任何的檢測資料。”證據意識強化的她，也偷偷地將這些詢問錄音。
在深圳市衛生局軟磨硬泡了幾個月，寶安區沙井預防保健所才向胡旭容出具了三年車間空氣的檢測報告和衛生學評價報告書。報告書注明：按照短時間接觸容許度的估價衛生標準，甲苯作業點合格率為100%。
胡旭容仔細端詳發現，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三份檢測報告涉嫌造假。報告書上，審核者、簽發人字跡和公章印記完全一樣。胡旭容向制作電子簽名的深圳市中衛信息技術公司求證，負責人回復她，在2006年底，該公司才第一次向深圳市一些機構出售簽名軟件。第一家使用單位是南山區疾控中心。
2009年1月15日，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下達了職業病診斷證明書、職業病檢測報告。防治院采信2008年10月車間作出的檢測報告，同時也采信2008年12月寶安區疾病控制中心對洗板水進行的成分分析，結果未檢出苯、甲苯、二甲苯的檢測報告。
結論是，胡旭容，非職業病患者。
兩年前這個時候，黃林稍顯幸運，集裝箱廠相繼5人患病，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接受申請后，發出通知書，“來院觀察”。
兩人都向本報記者感慨，職業病鑒定，本來是用人單位證明無過錯，實際中卻成了工人自己舉證公司。“難于上青天啊！”
兩種不同的結果
黃林和工友將這個信息以短信形式發至省里相關部門一領導的手機上。
胡旭容同樣選擇了走法律途徑。本月，她以行政不作為為由，起訴了深圳市衛生局。
住院3個月，省職業病防治院仍然沒有給出診斷結果。2007年4月中旬，集裝箱廠2009年一份對外“禮單”的發現讓形勢陡轉。
黃林一位病友是相鄰車間的主管，他從公司電腦上打印的這份禮單，記錄了2006年公司向江門市職業病鑒定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贈送禮品的清單。黃林和工友將這個信息以短信形式發至省里相關部門一領導的手機上。
4月30日，診斷結果出來“快得出奇”，黃林幾個工友被省職業病防治院確診“苯致白血病、職業性腫瘤”。
而進入2009年，四川人胡旭容仍奔走于沙井預防保健所、寶安區衛生監督所、寶安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質疑檢測報告涉嫌造假。
2009年5月，她向省職業病防治中心提出鑒定，11月12日鑒定委員會作出鑒定書，仍然采用2008年10月對車間作出的空氣檢測報告，同時也采信2008年12月寶安區疾病控制中心對洗板水進行的成分分析，結果未檢出苯、甲苯、二甲苯的檢測報告。
胡旭容查閱了所有與職業病扯上關系的法律法規，甚至不相干的“正常上訪途徑有哪些”等規定。在朋友的幫助下，她建了一個職業病維權網站，聯絡各地職業病病友，“我把自己的維權路寫出來，供別人參考，少走彎路。如果我成功了，這里就指明了道路”。
現在，湖北漢子黃林離開了江門，出走深圳，但職業病糾紛遠沒有終結。由于公司拒不承擔2007年1月31日(鑒定指出的職業病日期，彼時黃林在省職業病防治院住院觀察)前的治療費用，黃林將公司起訴至法院。
“太離譜了，2005年就已經發病，劃定的日期卻是兩年后的一天。”
胡旭容同樣選擇了走法律途徑。本月，她以行政不作為為由，起訴了深圳市衛生局。而她也早已花光了所有積蓄，她身上的背包成為她所有的家當，而背包內幾本法律小冊子則是她最重要的財富。
■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
用人單位不出具材料并非死路一條
工人懷疑身患職業病后，很多用人單位拒不出具“職業病史”，職業病防治機構也以此為由拒絕作出診斷。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向本報記者表示，“這是不正常的現象”。
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工人提出診斷申請，用人單位需向職業病防治部門，出具病人職業史和職業病危害接觸史。
“用人單位不出具診斷材料，并不表示就無法診斷。”該院辦公室主任胡世杰向本報記者表示，如果用人單位拒絕提供診斷材料，“我們會跟他們聯系，要求他們出具，如果用人單位仍然不出具，將會根據2003年《衛生部關于加強職業病防治工作的通知》進行處理。”
而胡世杰表示，根據2003年《衛生部關于加強職業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以及《職業病防治法》，用人單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實提供診斷所需資料的，如果沒有證據否定職業病危害因素與病人臨床表現之間的必然聯系，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應當診斷為職業病。
胡世杰強調，這需要先明確工人與企業間的勞動關系，如果單位拒不承認勞動關系，可以找勞動部門仲裁。
為什么有這么多職業病防治部門不愿接受申請的案例？胡世杰沒有正面回答：“別的地方我不好說，但目前廣東省應當是不敢這樣。”胡世杰同樣否定了采用“事后”檢測的做法：“工人染病之后的車間檢測數據，只能作為鑒定時的參考，而不能直接用作診斷證據。”
■著名工傷索賠律師周立太
癥結在于某些政府部門有法不依
多年以來，一直為農民工打官司而聲名大噪的重慶律師周立太，長期受理工傷索賠和勞動糾紛案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一語道破職業病鑒定難的癥結。
“對于職業病防治、診斷和鑒定，我國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體系比較完善。”周立太說，衛生部《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出具職業病危害接觸史或者健康檢查報告，“對不出具，沒有明確的后果，這是缺陷所在。”
但周立太指出，政府相關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是造成職業病爆發的關鍵所在。
周立太說：“金融危機后，個別地區政府為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甚至不惜犧牲工人健康，疾控部門壓力很大。”
在周立太看來，有些地方職業診斷鑒定部門與企業利益勾結，“尋租”現象嚴重。“這一定造成職業病人生前沒有醫療費，死后沒有喪葬費的局面。”
周立太說：加強污染企業監管，對相關部門不作為加大處罰力度，是唯一能解決維權困局的方法，“別無他途”。
見習記者趙洪杰 記者趙佳月 實習生李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