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作為三亞人，我很難過

    讀者：蘇京京

　　近日接連被曝光的宰客事件，使三亞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也受到很多指責。作為三亞當地人的本文作者，以自己的親身體驗，表達了迅速發展的旅游給三亞人帶來的“痛感”，有助于我們理解宰客事件背后不為人關注的旅游市場利益分配問題。 ——編者

　　編輯：

　　你好！

　　我生長于三亞，現在武漢讀研究生。這個年過得一點都不舒服——我曾經熟悉的那個藍天白云、輕松安逸的三亞城似乎已不見蹤影，今日三亞讓我很明顯感到的，是一種情緒和壓力。

　　我和朋友5個人在露天大排檔吃了一頓海鮮，花去1880元，而就在幾年前，同樣的一頓餐，最多需要三百元；親戚聚會，家族里大伯、小叔因為當年沒有讀大學，繼承了奶奶的土地，現在土地被政府征用，他們得到一大筆補償款，都住上了小洋樓，哥哥、姐姐雖然高中畢業、工作不穩定，如今卻都買了小車，而我依然在讀書，前途未卜。

　　春節期間網上熱炒三亞“宰客”事件，一時間似乎所有矛頭都指向了這座城市里的人，我感到有些難過，因為我們當地人的境遇，并不比那些被宰的外地游客好多少。這兩年，因為頂著“國際旅游島”的名號，三亞發展得很快，基礎設施得以大幅提升，但我們當地人非但沒有因此更幸福，煩惱和壓力卻與日俱增：三亞人正從市中心被擠到郊區，市中心、沿海的房子基本被外地人購走，本地人的經濟實力根本無以承擔被炒高的房價；三亞靠海，海產品按理說應該便宜，但過年前魷魚賣到60多元一斤，馬鮫魚高達150元一斤。三亞當地居民每月工資平均大概一兩千塊錢。游客被宰，但他們也只是偶爾來三亞，我們原住民卻每天都得為被旅游經濟推高的生活成本買單。

　　海南基礎條件薄弱，長久以來有一種求穩、安于現狀的文化慣性，當地居民大多害怕冒險、不愿主動求變。因此，在旅游經濟競爭中，缺乏狼性、缺少資金的當地人，并未占得先機，酒店、餐飲、出租車等高回報產業紛紛被島外資本搶灘，當地人未能充分享受到服務業發展帶來的就業紅利僅以被熱炒的餐飲業為例，三亞60%的餐館由外地人經營。

　　我一個“211”重點大學畢業的朋友，回到三亞后很長時間內都找不到工作，因為三亞公司、企業稀少，當地人就業出路一般就“兩員”公務員和服務員，即除了做公務員、銀行職員與教師等工作外，就只能從事與旅游相關的服務行業，但前者名額有限，后者又遭人把持且極不規范。他總結道：都是外地人弄的。

　　除了這些現實問題外，三亞的年輕人以及三亞整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正日益成為一個問題。海南的整體教育水平偏低，像我這種讀到研究生的，儼然成了另類，在祖父輩看來，哥哥姐姐們的洋樓和小車，才是實實在在的。旅游經濟浪潮中，政府大量征地，原住民紛紛依靠土地發家，但政府并未給當地居民提供很好的創業和再就業機會，社會保障制度也不完善，這就造成了年輕人成天開著車在村子里轉悠，一天天地淪為“窮二代”。

　　是的，我們習慣過一種單一、穩定的生活，我們不會想著通過各式各樣的渠道去發家致富，這種慵懶、安逸、無求的文化，加上政府缺乏及時的引導和鼓勵，使得三亞人在海島經濟中迷失。

　　以后，我們該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