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之殃
山西夏縣教育局長短信舉報縣長之后，半個月內遭遇電話監聽、刑拘、“抄家”等厄運
《新世紀》周刊 記者 羅潔琪
人生如戲。僅僅15天時間，山西運城市夏縣教育局局長吳東強，經歷了因舉報被刑拘、被“抄家”、取保候審、恢復上班的過程。這一出無妄之災，只緣于他舉報縣長的兩條短信。
這兩條短信并沒有在民間“病毒式傳播”，收信人只是八名市縣領導。吳東強認為自己是以黨員的名義向上級領導反映違紀問題。
短信內容是已在縣城廣為流傳的兩件事情——縣長李晉學收受糧食局職工為解決財政工資問題集資送給他的20萬元；以及在夏縣泗交宜林地為其父親建別墅。
第二個短信于10月25日發出。三天后，縣公安局以涉嫌誣告陷害，將吳東強刑事拘留，并翻箱倒柜地搜查了吳家，扣押了所有的存折、證件和現金。
10月29日，此事震驚運城市市委。當日下午，吳東強被取保候審，市委派出調查組介入。
盡管暫獲自由，但吳東強仍然陷于繼續被治罪的恐慌。11月1日，苦悶的吳東強在人民網的“強國論壇”發帖講述遭遇，并提到更多當地有關李晉學工作作風和廉政情況的“群眾議論”。兩三天之后，該帖子被神秘刪除。
峰回路轉。11月11日，運城市市委調查組通知吳東強，該案已撤銷，歸還被扣押的財物，恢復上班。但是，對于縣長是否濫用職權，動用警力打擊報復舉報人，則尚未有結論。
多名當地的官員表示：“舉報的代價太大，政治需要智慧。”
兩條舉報短信
夏縣，位于山西省南部，因夏朝在該地建都而得名，是司馬光的故鄉。當地官員介紹，從2005年開始，轉業軍人出身的李晉學擔任夏縣縣委副書記和縣長。其父李桂喜曾任運城市委副書記。當時的縣委書記蘇安樂被認為“為政穩重”，據當地老干部介紹，李父把李晉學安排在蘇的身邊，有意讓其學習，可謂用心良苦。
然而，五年來，李晉學的為政風格迥異于蘇安樂。據吳東強的說法，李晉學蠻橫霸道，語言粗劣，經常侮辱謾罵各級干部。
本刊記者在當地采訪時，多名官員稱，李晉學的口頭禪是“我要撤你的職，找紀委查你”；當下屬匯報工作時，如果李晉學不滿，會把文件扔在地上，大聲斥罵，“你給我滾出去”。無論是在大會上還是在有群眾圍觀的街頭，李晉學都會用臟話辱罵下屬。
在夏縣官場，眾所周知的是，教育局局長吳東強被罵得最狠。吳今年45歲，在縣委辦公室工作過六年多，2008年12月，調任教育局局長。
據接近吳東強的人稱，吳在縣政府開完會后，在辦公室獨自抽煙，他的同事就知道他當天又被罵了。有時候，他和任縣工商聯副主席的妻子一起參加縣里的會議。吳妻的同事常常在桌子底下踢腳，輕聲說，“你愛人又被罵了”。有時候，難以忍受了，吳東強偶爾會回家對著妻子落淚，甚至曾向領導提出過辭職。
不過，經常挨罵并不意味著吳東強工作能力差。“敬業、認真，思路清晰”，是多名校長及其官場同僚對其評價。擔任局長后，吳東強曾推動了民主選舉校長，調整學校布局。
但吳東強稱，盡管自己全身心撲在工作上，多項工作受到省市肯定，卻遭受縣長排斥、侮辱和不計其數的謾罵。
據當地官員介紹，吳東強的遭遇并非惟一，有縣委工作經歷的人，當局長之后，容易被縣長李晉學因人劃線。
10月22日，當吳東強和副局長下鄉考察時，李晉學在電話中再次狠狠地罵了吳東強。當日夜里回到家，吳感嘆，這樣的領導干部竟然仕途通達，難道上級領導不知道？干部、群眾為什么沒有人敢于大膽直言？
在那個夜晚，平常壓抑的憤懣突然爆發。吳東強拿起手機給約八名市縣領導發了短信，反映十名糧食局職工集資20萬元，由糧食局局長交給李晉學，請求給予十職工解決財政工資待遇的事情。據和吳東強熟悉的人透露，吳東強用的是家中閑置的北京芯卡，手機是其妻子的。由于害怕被打擊報復，發完短信后，吳東強立刻扔棄了芯卡。
短信發出后，次日早晨，糧食局局長就把20萬元退還職工。該局的工作人員向本刊記者證實，糧食局局長已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而職工集資20萬元由糧食局長交給李晉學一事屬實。
10月25日晚上，吳東強再次用妻子的手機及號碼發短信給三個領導，反映李晉學為其父親建造別墅的事。據本刊記者了解，該別墅確實存在，但是否違法還有待查實。
山西夏縣教育局長短信舉報縣長之后，半個月內遭遇電話監聽、刑拘、“抄家”等厄運
竊聽和“抄家”
第二天，不知情的吳妻仍舊使用手機。她不知道危險已經來臨。
舉報短信總是蹊蹺地被李晉學及時掌握。10月22日晚上，李晉學就知道有人短信舉報他，于是親自安排縣公安局局長孫宏軍購買監測手機的設備。由于設備太貴，改從別的地區借用。
從10月26日晚上開始，吳妻的通訊進入監測設備的“偷窺”中，她的手機何時開機、關機，都被監控。
10月27日，李晉學確認是吳妻的手機發出舉報短信，于是緊急要求在外開會的孫宏軍立刻趕回夏縣，對吳夫婦進行抓捕。當日下午，警察對吳家實施監控，清楚地掌握了吳妻的行蹤。后來吳東強在網貼中披露，李晉學曾派人專程去北京查尋第一個發舉報短信的號碼，還安排人從移動公司查尋了吳妻的通話記錄。
27日天黑之后，晚上21時，吳夫婦在家看電視，突然傳來敲門聲。開門后，十余名手持警棍和監測儀器的警察沖進家門，將夫婦倆包圍住，責令他們交出手機和北京芯卡。隨后，吳夫婦倆被帶到縣公安局。
吳東強后來在網帖中透露了公安局局長孫宏軍對他說的話：“咱們都是同朝為官，李縣長交代的事情，我有我的難處，請你理解。”據當地人介紹，孫宏軍的父親為現任運城市財政局局長，孫宏軍與李晉學關系密切。
一個半小時后，孫宏軍讓吳妻在搜查令上簽字，然后帶領警察在吳家搜查，扣押了所有的存款單和現金。
據當地官員分析，這一“抄家”行為用意明顯，是想找到吳東強的經濟問題，然后以貪腐罪名將其治罪。
次日凌晨，李晉學安排召開了“三長會議”，即當地公安、檢察院、法院一把手參與的會議。據后來孫宏軍對吳東強轉述，李晉學在會上要求先把他拘起來再說，理由是涉嫌誣告陷害。
突然失去自由之后，吳東強心生恐懼，于是在訊問中承認，自己是酒后失控才發了短信，請求李晉學寬宏大量放他出去。10月28日晚，吳妻被釋放回家，吳東強卻在29日凌晨被關進縣公安局大院后面的看守所，在8號監房與14名嫌疑犯關押在一起。
10月29日，運城市市委書記驚聞此事，立刻派出調查組奔赴夏縣。當日下午，吳東強被取保候審，由其妻領回家。據和吳東強熟悉的人透露，吳妻再也不敢用手機。她認為，所有能發出信號的東西都可能被監聽，因為公安局的人說，監聽設備是高科技的。
在過去的半個月中，吳東強70多歲的父親終日憂心忡忡。一旦見不到兒子，就以為公安局又把他抓走了。
近日，而在夏縣的官場中，“有事面談”一詞成為時髦詞匯。部分干部對手機心懷警惕，在手機通話中不愿意多說話，而是說“有事面談”，甚至面談的時候也會把手機關機。
誰泄露了舉報短信
吳東強認為，自己是向組織反映情況，但他始料不及，所有的舉報短信很快就到達被舉報者李晉學或者與李關系密切的人手中。
10月22日晚上10點多，吳東強的第一條短信發出。次日清晨，糧食局局長就把之前送給縣長的20萬元集資款退還給職工；10月25日晚上，第二條短信發出，次日下午，吳妻的手機就被監聽。
為了證明自己只是向組織反映情況，并沒有向社會傳播，吳東強后來在網帖上公布了舉報短信的發送對象，分別是運城市委書記、副書記、市人大副主任，縣政法委書記和縣人大副主任等人。
根據這個名單，夏縣部分官員通過分析人物派系，暗中揣摩，誰是泄密者？但答案至今成謎。
有些官員認為，盡管政策和法規都規定要保護舉報人，但在現實中，這種保護難以落實，因為有泄密者。
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賀學敏并不在舉報短信發送對象名單上，但是，11月11日，他對本刊記者稱，他也收到了別人給他轉發的短信，并且是在吳東強被刑拘之前。10月27日，在警察對吳夫婦進行抓捕的時候，賀學敏也在現場。
賀學敏對本刊記者稱，吳東強的舉報失當，因為干部應該向紀委反映問題，不能向市委書記和副書記等其他人員發舉報短信。
截至本文發稿，運城市紀委的調查組人員對本刊記者稱，調查尚未結束。縣長李晉學拒絕了本刊記者的采訪要求，理由是市委正在調查，尚未有結果。公安局局長孫宏軍也婉拒了采訪，但是強調，“我們是依法辦案，不受任何人的因素干擾”。
受托請李晉學幫忙解決職工財政工資待遇的糧食局局長則被當地紀委調查。吳東強認為，這是李晉學想推脫收受職工集資送禮的責任。
當地多名官員稱，李晉學被舉報后，動用警力去尋找舉報人已不是第一次。以前收到舉報信，會讓警察拿著舉報信的信封，尋找同一批次的信封，甚至去復印店排查誰曾來店打印舉報信。
這一次，李晉學采取激烈的方式對待舉報者，當地官員分析稱，是因為他有望被提拔為縣委書記。按照常規，其“升官”可能會在一兩個月之后。半年前，現任縣委書記蘇安樂被任命為運城市人大副主任。
當地一名干部對本刊記者稱，縣長的權力很大了，盡管只是處級干部，卻能調動“人、財、軍(警察)”等方方面面的力量，而且缺乏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這位官員說，同級紀委一般無權監督本級黨政一把手，而且彼此通常比較熟絡；上級的監督也不到位，如果無嚴重的經濟問題，一般也不會追查，誰也不希望自己的轄區發生丑事。
據吳的朋友稱，目前，吳東強夫婦暫住父母家里，準備把現在的住房賣掉，因為總疑心家中被安放了竊聽器。
當地官員稱，吳東強的做法沒錯，但也不妥。“舉報的代價太大”，當了“出頭鳥”，肯定會遭報復。所以，“政治需要智慧”，要學會忍辱負重。
“社會其他人員”
這次的目的地是山西夏縣。要報道的故事是，一局長向上級領導發匿名短信舉報縣長，讓人家的官運節外生枝，于是被打擊報復。但舉報短信是如何被外泄的？這是看點之一。
進了縣政府，我被帶到辦公室主任面前。他斜眼瞪著我，問，“記者證呢？”
“我有工作證和單位介紹信。我通過了新聞總署的考試，但是，他們還沒給我發記者證。”
“那你有什么資格來采訪我？”
“我只想問一下局長發短信舉報縣長的問題，為什么會被刑拘？”
“我問你一個問題：黨員應該向誰舉報？紀委。那他給社會其他人員發短信，這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短信的發送名單，包括了市委書記和副書記，還有市人大主任和政法委書記等。他們怎么會是社會的其他人員呢？”
主任有些急，說，領導分管的工作不同，不管紀檢的領導就是社會其他人員。“我也知道短信都發給誰，你以為我不知道？我都看到那些短信。”
我忙問，他發送的名單里面好像沒有您的名字啊？
主任很嚴肅的樣子說，“其他人轉發給我的。”
“是誰呢？”
“你趕緊出去！沒有記者證，有什么資格問我這些問題？”
我識趣地離開。在街頭晃蕩了十幾分鐘，很不服氣。于是又跑進主任的辦公室。
“主任我有個疑問，您剛才說您收到轉發的短信。這是在局長被刑拘前還是刑拘后？”
他不耐煩地說，“刑拘前。”
“請問是哪位領導給你轉發的短信？”我問，“縣長是否安排公安局刑拘舉報人？這是否構成打擊報復？”
他說這是公安局的事情，你不要問我這些社會其他人員。
我又疑惑，“您一個辦公室主任，怎么會是社會其他人員？”
“我回家跟兒子說話的時候，我還是主任嗎？你回去和你老公說話的時候，還是記者嗎？”他提高聲調，“你給我出去，我現在對你，算是客氣！”
他突然拍起桌子，高喊一聲，“趕緊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