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歲末,一部因為迎合“房奴情結”而走紅的電視連續劇,成功地將中國人買房賣房這種單純的經濟行為,折騰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因為在這一年,似乎再也沒有什么能如房市這般牽動人們的神經,左右人們的悲喜。
雖然打著“房奴”標簽,但實際上更主要靠“小三+貪官”吸引眼球的電視劇《蝸居》,更深層次地反映了在“求房”的漫漫征途中,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為了一個“房”字,似乎“小三”也擁有了一定道德上的優勢,頗有幾分“房價太高,逼良為娼”的無奈。而海萍超出能力的買房背后所隱藏的虛榮以及不理性的消費,則幾乎完全被情緒化的喧囂淹沒了。
不能忽視的一個命題就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永遠與人的欲望不匹配。這個欲望,說白了就是所謂“理想”,什么樣的房才是“理想”的?是市中心的、寬敞明亮,有著好的配套的幼兒園、小學的大居室住房,還是遠離市中心,需要輾轉、奔波才能到達的容身之所?每個人的“理想”,都并不相同,而只有和自己的收入狀況結合在一起,才有實際意義。那么適度地壓抑自己的欲望,量入為出,顯然是一種理性的消費態度。
這么說,并不意味著,房價如同2009年這般大落大起,甚至引誘得人們如同搶白菜一樣買房的現象是合理的。對此,我們已經有了很多質疑、批評的報道。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如果實體經濟保持持續穩定的增長,那么資產價格的增長幾乎成為一種必然。這種資產價格既體現在資本市場上,也同樣體現在房市上。
當然政府可以而且應該適度干預房地產市場,但問題是政府的干預是有限度的,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房地產市場的走勢。而如果采取更強硬的行政手段,往往事與愿違。先不說,地方財政與房地產業千絲萬縷的聯系,單從房地產支柱產業的地位來看,這個問題不只關系到GDP的增長,背后還有成百上千萬人的飯碗。
因此,政府除了運用經濟杠桿,諸如房貸利率等手段,扼制房市泡沫以外,更多的調控手段體現在保障性住房上。那么如何集中有限的財力,保障中低收入群體的權益,尤為重要。
所謂“居者有其屋”,政府的責能,是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執行上,致力于不讓一個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而這與讓每個人或每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是兩個概念。
能讓每個家庭擁有自己的住房,當然是個美好的愿景,但這一目標,在現階段并不具有實現的基礎。這里不僅有土地等資源稀缺的原因,而且現階段經濟的發展也不可能支持這個宏偉的愿景。
即便是世界上財富最多的國家——美國、日本,也是這樣。曾經風靡全球的美國經典劇目《老友記》里的錢德勒、羅斯在年過30的時候,仍然只能在紐約這座繁華的都市租房而居,甚至是合租。而在日本東京,在市區擁有一套幾十平方米的住房,是許多工作了幾十年的人都不敢想的。
理解這一命題,可能更能明確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也更能依據自己的經濟收入,作出最有效的規劃,是買房、還是租房,買什么樣的房?同樣,明確責任,更可以為政府制定未來保障住房的框架,甚至所謂二次房改,注入理性的思考。
事實上,2009年,在保障性住房體系建設上,政府正把更多的關注點放到了廉租房體系上,這顯然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在即將過去的一年里,有關經濟適用房的丑聞仍然層出不窮,它所招致的不公平從它誕生的一刻起就未曾消減。
同樣,這種理性思考的精神,也適用于專家、學者乃至媒體。不久前,房地產商任志強向媒體開火,批評媒體對房地產業抱有一種敵視的態度,全年都在唱衰房市,結果面對“高燒”的房市,聽信媒體意見的持幣待購者,最終落得本來還能購買一套住房的銀子,到年底就只夠買一間廁所。拋開他意見“情緒化”的因素,我們的確在媒體的報道中,看到了太多情緒化的聲音。
事實上這種浮躁的心態,也讓一些專家、學者、教授不安于室,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嘩眾取寵上。在缺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輕意地憑借主觀想象得出各種結論與預言。因為說房價要漲的幾乎都會被撻伐。而預言房價下跌的往往能贏得喝彩。即使最后證明,這種預言與實際相去甚遠,只是讓觀望的人群在新一輪上漲中失了先機。
甚至一些官員也放出話來,讓年輕人在幾年后都能買得起房。這么做當然有為地方經濟發展的善意考慮。但只要稍稍進一步思考,就會發現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政府以什么手段、怎么樣才能讓人買得起房?什么收入的人,擁有什么樣的住房?如果是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別說是一個畢業幾年的普通大學生,工作十幾年、二十幾年的人,恐怕也是買不起一套房的。
2009年的房市可謂跌宕起伏。在金融危機發生后的第一個年頭,過山車式的房價,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心頭打下了沉甸甸的烙印。我們推出這組年終報道,試圖記錄這種不平常的進程,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一個市場的健康發展需要理性的定位、清醒的認識,更需要建設性的聲音。
2010年,我們期待房地產市場有更多建設性的聲音。也祝愿更多的人在新的一年能夠在“房市”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