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與上述觀點不同的是，筆者主張：“資源決定說”。
在我國，城市用地、教育、醫療等資源短缺，一直是城市發展進程中的“瓶頸”。
相反，人口基數大，并且過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趨勢，近些年有增無減。
如，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達1633萬人，比上年末增加52萬人，增加人口大多為外來人口;到2007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已達到1845萬人;如今廣州市人口已逼近千萬大關，人口規模已邁入超大城市行列;而與此毗鄰的深圳市，早在2000年，該市的人口就已經達到700萬人。
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稱，截至2008年末，我國擁有城鎮人口為6.07億。這也就是說，北、上、廣、深四個城市的城鎮人口總數，占了全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全國城鎮人口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在這其中的一座城市中生活工作。而無論誰，一定都向往在此擁有一套屬于自己的住房。
如此一來，本已短缺的用地、交通、教育、醫療，特別是住房等城市資源，變得更加緊張。同時由于中心城市地位特殊，資本集中度高，客觀上推高了各類短缺資源價值的最大化。所以，對于“僧多粥少”的土地市場，趨之若鶩的“來客”一定會來飽饗大餐。若是沒有了“來客”，這頓盛宴反而會顯得不正常。
因此，說到地價提升，其實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和經濟背景。即便央企、國企，乃至相關資本也全部退出房地產市場，地價的上漲，在上述城市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也是一種必然。
其實，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世界各國都曾經歷過相同的經歷。
如英國在工業化完成之后，社會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同時城市人口激增，這一切帶來了嚴重的城市住房問題。從上世紀60年代起，英國的房價持續上漲，年均升幅都超過8%。
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以年平均10%的速度迅猛發展，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導致日本城市尤其是三大城市圈（以東京為中心的東京城市圈、以名古屋為中心的中京圈和以京都、神戶、大阪為中心的大阪圈）的住宅用地需求急劇增長，而由于城市用地增加量不足，基礎設施建設不充分，地價開始迅速上漲，并最終導致時間最長的房地產泡沫。
所以，地價上漲的本質并不在于房地產市場是否有央企國企參與，也不在于是否由清一色的民企來“單挑”。地價上漲與否的決定性因素，是由城市資源狀況所決定的。所以，如果不從資源的優化和整合入手，78家“出局”央企，不過是“替罪羔羊”而已。
客觀的看待地價走勢和發展規律，目的是在面對短缺經濟時采取正確的態度和辦法。
譬如，作為政府要采取積極的市場調控手段，把地價控制在合理的區間。我國正處于現代化建設的初級階段，如何讓普通百姓住有所居，乃是當前以至今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的重大民生問題。因此，政府首先要加大并優先保證各類保障性住房土地的足額有效按計劃供給;其次對于商品房用地招拍掛，也要采取必要的價格調控手段。
再譬如，對于普通百姓所關注的房價問題。事實上，作為普通百姓來說，如果有大量的充足的各類保障性住房供給，高檔商品房的價格即使能夠上漲，甚至漲的很高，也未必會引起百姓的憂慮。目前的問題是不僅社會保障性住房有效供應不足，而且價格也隨商品房價格波動;同時，政府投資建造的公屋和租屋遠遠滿足不了需求，最終的結果是把很多工薪階層的住房問題驅趕到了商品房的這一條“路”上來。所以，解決高房價，本質上是要加大土地和房源的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