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 第三只眼

　　最近寧波打工者里出現了一位方姓“維權狂人”，他從2004年起，專挑“問題企業”務工，已連續將工作過的12家企業告上法庭，基本上屢告屢勝。有人稱其為“惡意維權”、“過度維權”、“釣魚式維權”，甚至被其告上法院的雇主稱其與“碰瓷”無異。(《浙江日報》12月28日)

　　將先挑“問題企業”打工再索賠，說成“釣魚式維權”，并不合適。不久前上海的“釣魚式執法”，是政府部門引誘那些沒有違法意圖的守法公民實施違法行為，并加以制裁，那是公權對于公民的陷害。它不同于“誘惑偵查”，更與方的行為有本質區別。

　　“釣魚式執法”屬公權，法無授權即不可為;而所謂“釣魚式維權”是私權的自力救濟，法無禁止即可為;前者是懷有惡意，引誘對方違法，而后者是客觀地“經歷”用人單位的違法用工，“維權者”本身不可能誘發雇主的違法行為，所以其行為本身并沒有危害社會，其訴求也會得到法律的支持。他更像當年王海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退一賠一”規定，先“知假買假”再索賠，他是新時代的“王海式的刁民”。

　　一位辦案法官認為：“為打官司而去打工”有點過頭。法官的擔心也是有道理的，因為“過度維權”可能導致“濫訴”。但從現實看，不是有太多的“過度維權”浪費了司法資源，而是更多的勞動者面對用人單位的侵權，卻忍氣吞聲。在此背景下，“維權狂人”的行為有著進步意義。

　　十多年前的“王海式刁民”，標志著中國消費權利意識的覺醒;現在寧波的“釣魚式維權”，突顯了中國勞動權利意識的覺醒。過去那種嚴重侵害勞動者權益的用工生產制度，是不可能長久發展的，也將被歷史淘汰。“維權狂人”的出現是社會進步的必然。

　　□沈彬(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