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訪談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稱:
中國舊城改造難在賠償難定
“中國內地許多城市現在開始的舊城改造,比當年新加坡要難。”被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的劉太格近年經常前往中國內地,參與中新廣州知識城規劃的他對于廣州也不陌生。談及當前中國各地開展的舊城改造,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深有感觸。
記者:包括廣州在內,珠江三角洲多個城市目前都在積極推進舊城改造,在這一過程中,新加坡最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是什么?
劉太格:對于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筑,新加坡政府并不會猶豫,應該保護的就會把它保護起來,不值得保護就會拆掉。
記者:新加坡河的改造是新加坡舊城改造的一大亮點,中國內地許多城市同樣有這樣的濱水地帶,在進行濱水地帶的改造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哪些要點?
劉太格:新加坡河沿河的改造過程中,破舊沒保留價值的建筑物我們予以拆掉重建,同時通過近20年的時間,對河里的污水進行處理。作為濱水地帶,沿河不同地段究竟應該發展哪些功能,又與濱水地帶腹地的功能息息相關,不能獨立考慮。中國不少城市的規劃把水系兩岸看做是獨立的項目,這樣往往容易忽視水岸與腹地功能和周邊交通的關系。
記者:舊城改造中的補償非常難確定,新加坡在這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劉太格:廣州和不少中國城市一樣,舊城改造難就難在賠償難以確定,測算不容易。60年代新加坡獨立時,總人口有190萬人,但是住在破舊房子內的就有130多萬人,舊城改造拆遷量很大。政府也清楚拆遷不容易,所以首先通過頒布拆遷法和土地征用法,獲得土地。根據新加坡的法律規定,政府如果要征用土地拆遷房屋,被征收人不能反對。法律同時規定,給被拆遷戶的補償要按照市價來補償,但是補償土地的市價不是征用時的市價,而是征用之前某年的市價,這樣也可以防止有人炒地皮。新加坡的拆遷對于舊房子,按照不同的面積和價值,確定非常明細的賠償率,雙方都沒有太大的爭議,新加坡政府在這方面具有先見之明,做到一清二楚,才令到拆遷比較容易。
記者手記
規劃不是簡單的數字游戲
走在新加坡市區的路上,除了多元化的建筑樣式,最讓人感受深刻的就是無處不在的習習清風,以及路旁的參天大樹。新加坡市區重建局的人士解釋,新加坡一般不會在濱水區域建設高層建筑,而直徑超過1米的大樹都需要得到政府批準才能砍伐。舊區重建中除非迫不得已,大樹才會被移掉。
在新加坡,這樣的細節其實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規劃。對新加坡人而言,規劃不是簡單的數字游戲,而是關乎生活素質、可持續發展、歷史認同以及文化紐帶的綜合工程。
由表及里,新加坡人對待規劃的態度其實是把它看做是整個可持續發展體系的先行一環,所以從規劃時限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概念規劃到短期的規劃,整個規劃體系異常齊全,每一個具體項目或者地塊更不會被孤立考慮,而是切切實實作為整體的一元被考慮。
廣東中旅特約
專門委員會決定舊建筑去留
新加坡河兩岸的沿河步道,綠樹成蔭,不時可以看到有外國游人在跑步鍛煉。 而這個濱水步道網絡并不是政府單獨完成的,是由政府與發展商合作完成的。私人發展商經指導建設各自發展地段前濱水的部分,而政府則負責其他地段以連接起整個網絡。市區重建局協調工作的分期建設以確保按時完工,形成完整連貫的網絡。正因為在配套設施上政府也沒有大包大攬,所以市區重建局在改造新加坡河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商業可行性,使計劃能吸引投資商。
這些都決定了要讓新加坡政府包括產業、文化、歷史等因素在內的規劃意圖全部得到落實,政府部門要動更多的腦筋。“售地后地塊就屬于私人的產業,政府只能通過周邊的設置和市場來引導影響,實現自己的規劃目標。”林榮輝表示,一些準備改造的片區內部分建筑是屬于政府所有的,政府可以起到一定的導向作用。
拆還是留,是各地舊城改造中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新加坡同樣難以避免。而為了減少拆或者留的爭議,新加坡會交由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討論提議,在充分考慮舊建筑的歷史價值和建筑價值后,再決定如何進行保留改造。對于新加坡最古老的街區,例如1800年到1900年之間的片區,其取向是全面保留,牛車水(華人聚集地)、甘榜格南(馬來人聚集地)、小印度(印度人聚集地)三個區域作為多元文化的見證,被列入完全不準拆除之列。而一些相對次要的街區,例如在1900年至1940年間建成的,一般只保留靠近路邊的建筑。而每一個不同的片區都有不同的保留方式。自從新加坡的舊屋保留計劃從1989年開始啟動后,已經有超過7000幢建筑被保留,其中60%已經被修復。
最近較為成功的案例來自勿拉士巴沙-白沙浮地區。占地95公頃的勿拉士巴沙-白沙浮地區是新加坡多元文化與傳統相融合的地帶,建筑風格也多樣化,因此新加坡市區重建局當初在策劃改造和重建工程時,其中一個重要考量就是如何保留這個地區的獨特文化色彩。該地區的改造方式是通過建筑物功能的變更來賦予其新的生命,同時不需要對每一幢舊建筑都全面保留,可以通過容積率的調整實現規劃意圖。(記者 賴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