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土地整理”，也許許多人會感到陌生。

　　比較專業的說法是，“土地整理”是指通過采取各種措施，對田、水、路、林、村綜合整治，提高耕地質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積，改善農業生態條件和生態環境的行為。近幾年，國家每年都投入大量資金，對山嶺薄地、荒丘內澇之處進行土地整理開發，這是一件澤被百姓的好事情。

　　但是，就是這種“陌生”，才使得有人膽大妄為———借土地整理“揩油”。

　　山東省臨沂市的一個農業大縣，每年都能爭取到土地整理項目，而2006年至2009年，檢察機關在該縣土地整理領域查處了7起職務犯罪案件，涉案人員均為管“土”吃“土”的“業內人士”。

　　近日，《法制日報》記者走進山東省臨沂市人民檢察院，從辦案檢察官的講述中“還原”了隱藏在土地整理項目背后的“權錢交易”。

　　這些人或負責土地整理項目的競標，或負責項目立項、報批，或負責項目的檢查、驗收，均握有一定的實權

　　“查處的7名犯罪嫌疑人均為分管土地整理的各級各部門負責人，權力相對集中。”臨沂市人民檢察院的辦案人員告訴記者。

　　據介紹，7名涉案人員職位幾乎包攬了該縣涉土崗位：縣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副主任孟某，分管某鎮的農業綜合開發與“2006年至2007年縣二萬五千畝農業開發”項目；王某、劉某則是縣土地局土地整理中心前后兩任主任；而鄉鎮土地管理所的兩位所長以及兩名鄉鎮分管土地管理所的副鎮長李某、朱某也是“榜上有名”。

　　“這些人或負責土地整理項目的競標，或負責項目立項、報批，或負責項目的檢查、驗收，均握有一定的實權。”臨沂市檢察院的辦案人員說，就是這樣的“實權”使這類犯罪事實和手段都比較單一，屬于赤裸裸的權錢交易。

　　2004年冬，該縣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副主任孟某負責該縣某鎮的農業綜合開發項目，這個項目的主要工程(包括大口井、橋梁、攔水壩、道路等)都是通過招標來承包的。

　　在招標之前，鎮里的黃某找到他，想要點活兒干，孟某說：“干可以，但是你得參加招標。”

　　黃某說：“這些活技術含量不是很高，誰都能干了，做標很費事，我也做不了，你把標底和我說說，我去參加招標。”

　　面對黃某的無理要求，孟某不但沒有責怪，反而爽快地將項目中的大口井標底告訴了黃某，而黃某也“理所當然”地順利中標。

　　事后，黃某給了孟某4萬元以表答謝。

　　2006年，該縣某鎮中低產田項目開始規劃設計，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派孟某在項目區負責，根據規定，項目實行公開招標。

　　在招標開始前20多天的一個下午，杜某打聽著找到了孟某家，在自我介紹后便開門見山問道：“您主管的項目有哪些工程？”

　　孟某回答說：“主要有大口井、修路、修橋、整地等內容。”

　　“能否干些活兒？”杜某隨即提出要求。

　　孟某說：“干活必須參加招標。”

　　杜某爽快地回答：“我參加投標。”

　　不過，他在臨走時卻在孟某的茶幾上放下了兩個各裝有一萬元的信封。

　　據孟某供述，在工程項目的規劃設計中有3處攔水壩由于當時水量大無法計算，所以就沒有列入項目的招標，杜某得知此情況后，多次找他要求承包攔水壩工程，但是自己都沒有答應，也多次向鎮里有關領導作了匯報。討論了幾次后，有關領導說，鎮里欠杜某很多錢，又沒有錢還，他又有挖掘機，他想干就叫他干吧。定下后，自己就告訴了杜某。過了四五天的一天晚上，杜某到自己家又送來了兩萬元。

　　不過，根據孟某的供述，“拿錢給活干”這樣的標準，有時候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也是在2006年的工程規劃中，其中的30號井由于有石頭，挖掘機挖不動，而小碌碡溝村有個揚水站，由于挖的井水量太小，建揚水站不合適，當時我們幾個負責人就商量把30號井打到小碌碡溝村西北角。鎮長助理尹某知道這個事后，就多次找我要求干這個活兒，我考慮他是指揮部成員，做這個不合適就沒同意。他也多次找鎮長要求，我也和鎮長匯報過。后來鎮長告訴我，影響不大的話，讓他干算了，鎮長說了，我也就同意了。”孟某說，“此后的五一期間尹某到我家去玩，我們聊了一會工地上的事，他就走了。他走時放了一個信封，我估計是錢，就讓他拿著，他不拿就跑了。”

工程層層轉包，降低施工標準，收受賄賂，造成市級土地整理項目專項資金直接經濟損失60余萬元

　　朱某是某鎮分管土地管理所的副鎮長。

　　2004年，他在該鎮土地整理項目過程中，將工程層層轉包，降低施工標準，收受賄賂，造成市級土地整理項目專項資金直接經濟損失60余萬元。

　　在檢察機關的詢問中，朱某對于自己的行為作出了這樣的供述：

　　2004年10月份，鎮里有個市級土地整理項目，總數額可能是256萬元，項目成立了指揮部，總指揮是鎮長，我是常務副指揮，不過，實際上就是我自己負責這一塊，鎮長他們有時也就過去看看，其實什么也不管。大的工程由鎮黨委政府開會研究決定，一般兩三萬元的小工程，我自己就能定。

　　仲某原先開個建筑公司，我和他有個拐彎親戚，是姨家表兄弟，早就認識。仲某可能聽說我分管這一塊，有一天，他找我要點活兒干，我說“行呀”，我同領導說說。后來我就把仲某想干活的事同鎮長等人說了，他們也就同意了。

　　過了有十幾天的時間，我打電話叫他來，說活兒定下來叫他干，但是干哪個地方得去抓鬮，抓鬮時他抓到了一個東寨西村的揚水站工程，造價不是16.5萬元就是17萬元，并交上了5000元押金。

　　仲某有個挖掘機，他想抓個整理土地或者是清淤的項目來，結果抓個建揚水站的工程，所以不大想干，當時我兄弟朱某辦個建筑公司，后來我就對仲某說，你不想干的話我給你轉讓費，我干就是。

　　我們兩個商議好了轉讓費是2.2萬元，加上他先前支的5000元押金，我總共得給他2.7萬元。

　　我支錢的時候，仲某說，你給我1.7萬元，讓你1萬元。我什么也沒說，就支給了他1.7萬元，那5000元押金到現在我也還沒領出來。

　　鎮里的小流域項目是2004年10月份規劃，11月份開始動工的。在2004年10月份左右，付某上我家找我，問我要小流域項目的工程活干，臨走的時候，給我2000元。錢我收下了，之后我給了他一個小橋的工程，總造價1萬元。

　　2004年，還是這個小流域項目，石香爐村的秦德東找了鎮里領導，也找了我，想攬點活干，我給了他一塊深翻地的活，總造價在2.8萬元，干完之后，在2004年年底，快過春節了，他把一箱酒送到我家，臨走的時候留下了1000元。

　　此外，據辦案檢察官介紹，2007年9月，在某小流域治理市級土地項目中，分管該工程的朱某將項目劃成若干小塊，只對外發包一部分，其余分包給了自己的關系戶，借以收受賄賂。消息傳出后，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引發了大規模的群體阻工事件，致使該重點工程受阻長達6個月之久。

　　他先把土地平整的事告訴我，使我攬到了這活，而且他是分管土地的副鎮長，以后很多事還得用他

　　“給他錢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和他搞好關系，他是分管土地的副鎮長，以后很多事還得用他。”當檢察機關找到向該縣另一名分管土地整理的副鎮長李某行賄的劉某時，劉某“頭頭是道”地道出了“送錢”的理由。

　　2002年10月，該鎮4個村搞土地平整。按照有關規定，土地平整一般要由村里寫申請報告，鎮土地所對報告審查，報經鎮研究后再報縣土地局審批。

　　通過工作關系，李某和劉某相識。

　　2003年10月，在李某的關照下，劉某承包了一個屬于市級項目的土地整理。

　　2004年五六月的一天，劉某開車送李某回家，途中遞上一個塑料包，說：“項目也干完了，錢也撥了，平時幫忙不小，給你這兩個錢買衣服穿。”

　　李某回家數了數———兩萬元整。

　　“村里搞土地平整須先立項，哪個村將土地平整，土地所最先知道。李某是分管土地的副鎮長，他先把土地平整的事告訴我，使我攬到了這活，再加上平時土地平整過程中給予的一些關照，我為了表示感謝才送他這些錢。”對于這兩萬元，劉某作出了這樣的解釋。

　　“土地整理”腐敗三大原因

　　“項目是自己的”———權力不受制約。土地整理項目管理權力過分集中。從土地整理項目工作流程看，基本上是土地整理承辦部門自己立項、自己監管、自己驗收、自己撥付工程款，明顯缺少制約機制，帶來的最直接的弊端是使一些握有實權的工作人員容易產生“一權獨大”的錯誤思想，也促使一些工程包工頭為謀取暴利，甘愿金錢鋪路，想盡辦法賄賂土管工作人員。

　　“這個工程我說了算”———重要環節少數人說了算。孟某在某鎮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審批下來后，不讓他人插手，一人組閣，制定標的，項目想給誰就給誰。又比如在工程施工中，工作人員與包工頭串通一氣，隨意變更設計，任意追加工程量，造成“工程變更黑洞”。

　　“權力的空檔多”———缺乏監督。一方面，缺乏集體決策機制。土地管理所，從機構設置到人的配備都是鄉鎮有關部門管理，包括臨時聘用人員都由當地政府統一管理，而土地管理部門行使的是國家土地管理和土地行政執法職能，這與其上級主管部門形成了斷層，在人員、業務、行政管理等方面得不到應有的控制、監督和管理，形成了管理的盲區。另一方面，沒有有效引入公開公平的競爭機制。主要表現在土地整理工程的發包環節上。該實行公開招標的不公開；公開招投標的項目，又可以大量轉包；招投標形式又極不嚴肅，像標價、工程量計算等重要內容可以隨意變動。甚至一些有職有權的部門工作人員指定包工頭承包項目，相互勾結，大肆侵害國家利益，某些包工頭只要跟緊跟定某個領導就有大錢可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