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春在小王莊家中的客廳。宿希強 攝



寒春在工作。宿希強 攝

　　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　宿希強

　　1953年7月，美國《真相》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一個逃掉的原子間諜”，曾轟動一時。文章披露曾在美國參與研制原子彈的女物理學家瓊·辛頓，早在1940年代就和丈夫來到了中國，并可能泄露了美國的核秘密。事后證明這只是一個毫無根據的猜測，但瓊·辛頓，也就是寒春，就此進入公眾的視野。事實上，甫來中國，寒春就放棄了研制原子彈，在大半個世紀里，她一直投身中國的奶牛事業。

　　2009年4月16日。北京沙河小王莊。穿過大片綠油油的苜蓿地，就到了寒春的家。

　　路上記者一直在想，這位一生富有傳奇色彩的老人，現在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呢？

　　如果她沒有來中國……

　　一片楊樹掩映之下的幾間平房，就是寒春這位科學家的家。除多了幾株高大的楊樹，這里和京郊農民普遍居住的房子沒有任何不同，磚房，帶院。

　　小院狹窄，有些雜亂。媒體曾廣泛提到的那張“磚頭辦公桌”就縮在角落，孤零零的。

　　正午時分，風和日麗。寒春剛去機場送一個朋友回來。車門打開，一位穿著藍色棉馬甲的老人，戴著一頂老式的鴨舌帽，顫巍巍地走出來。卷曲頭發已然全白，腰身微微佝僂著，灰藍色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告訴我，這就是寒春。同行的、身為寒春保健醫生的孟慶蓮介紹我時，她扭頭淡淡地掃了我一眼，一句話沒說，就往院里走。

　　寒春對記者并不感冒，媒體也鮮有對她的公開報道。歷經近90載傳奇人生的風風雨雨，似乎已經很少能有什么事情引起她的情緒波動。甚至2003年圣誕節，丈夫陽早去世時她似乎也并不悲傷——“人總是要死的”，一如既往地埋頭工作。

　　“她現在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孟慶蓮說，“但她還是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工作似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內容。最能刻畫她一天基本生活軌跡的是，從家里到牛場、再從牛場到家里，那短短幾百米的路程。每天早晨5點，她微微佝僂著背，從楊樹掩映的平房里慢慢踱出來，鴨舌帽檐下的幾縷白發隨風舞動，目光平靜祥和。這構成了寒春最平常的一幅生活剪影。

　　丈夫陽早已經離開她6年了，可她的生活沒有太大變化。家里的墻上懸掛的依然是《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書架上擺放的仍是《毛澤東選集》、《西行漫記》、《翻身》、《陳永貴傳》等書籍，桌子上攤著的也還是《人民日報》和《中國日報》。只房子略略拾掇過了，另外，多了一只調皮的小黃貓經常鉆到她的膝下撒嬌。

　　她每天準時去牛場查看牛情，記筆記，回來熟練地打開電腦，上網，查資料，整理。不同的是，陽早不在，再沒有人和她進行“關于政治和哲學”的辯論了。偶爾，她會在客廳的座椅上默默地坐一會兒，目光沉靜，沒有人能從她的表情里讀出她在想些什么。

　　每年來看望寒春的朋友不少，節假日國家高層領導也會見她。但從中國人的眼光看來，在她的圈子里，屬于“私交”性質的很少，她沒有所謂的“閨密”、“發小”。甚至，就連她的兩兒一女和她的交流，也基本停留在“量變與質變”、“必然與偶然”的層次。“他們很少回來”，大兒子陽和平在對外經貿大學教書，二兒子陽建平在美國，女兒陽及平定居法國。

　　和寒春對話很吃力，老是表錯情。

　　“您怎么評價自己的一生？”

　　“評價？一生？”寒春疑惑地看著我，搞不明白什么意思。

　　“沒想過，也不會去想。”過了一會，她終于回答。

　　“您孤獨嗎？”

　　“孤獨？”寒春好像第一次聽到這個詞。“她不懂什么是孤獨，”貼身照顧她的老歐說，“你不能以常人的思維去理解她。”

　　晚年的寒春最開心的一次，是多年的好友、著名作家魏巍去看望她的時候。那天，魏巍送上了這樣的條幅：向中國人民的朋友，白求恩式的共產主義戰士陽早、寒春同志致敬。寒春一個字一個字念過，面含笑意地收下了。在寒春看來，“同志”這個稱呼異常親切——這個具有鮮明時代烙印的稱呼伴隨了她的一生。曾經有人與時俱進地喊“陽先生”、“陽太太”，令她大為惱火，“瞎叫”。

　　寒春現在已是公認的中國奶牛業專家。可在來中國之前，寒春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大物理學家費米的助手。如果沒有來中國，她會是什么樣子呢？

　　誰也無法回答。當年的同學、比她小一歲的楊振寧曾承認“她的動手能力很強”，而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因推翻了愛因斯坦的“宇稱守恒定律”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寒春卻正在西安草灘農場默默無聞地養牛。

　　歷史沒有假設。對共產主義信仰的追求注定了寒春的紅色一生。

　　“小米加步槍”的力量讓她告別美國

　　1948年，27歲的寒春從遙遠的美國渡海而來的時候，也許并沒有想到，她的一生就此扎根于這片紅色的土地。

　　之前，作為核物理學家的寒春，是美國陸軍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中少數幾位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那時，她還醉心于“高尚的”純科學研究，對生產實踐不屑一顧，“太俗”。但不久，兩顆原子彈把她“炸醒”了。1945年8月，她參與研制的原子彈被投在了日本的廣島、長崎，造成10萬平民死亡。當她從秘密錄像中看到巨大的黑色蘑菇云騰空時，聽到一位科學家悲嘆：“那是日本人民的血肉啊！”這讓寒春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我熱衷的純科學竟造出了一個魔鬼，我不能再干下去了！”她的純科學夢徹底破滅。

　　就在寒春彷徨之時，斯諾的《西行漫記》給她打開了新視野。其時，她的哥哥、《翻身》的作者韓丁受斯諾的影響，已先行來到中國，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韓丁口中的“小米加步槍”和“長征”神話，影響了同學——畢業于康奈爾大學農牧系的陽早，他賣掉了正在飼養的奶牛，于1946年奔赴延安；然后是寒春，那個東方正在創造的新世界強烈吸引著她，“我要親眼看看‘小米加步槍’的力量”。

　　在去延安之前，寒春穿過一次高跟鞋——一生中惟一的一次。那天，在走進一個狹長的走廊時，她突然脫下鞋子，扔進走廊深處。“太壞，這些東西。”寒春以這種方式宣布了與舊生活的決裂。

　　延安濃郁的革命氣息、質樸的生活氛圍，特別是那種“上級可以批評下級、下級也可以批評上級”的政治民主空氣，讓陽早和寒春十分陶醉。1948年，陽早、寒春帶著中共黨組織交給的任務落戶陜北定遠縣三邊牧場，幫助當地改良牛羊。

　　這里是陜甘寧交界處，漢蒙民族混居。一次，一個漢族人把蒙族人的狗打傷了，共產黨干部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批評漢人——這件小事讓陽早、寒春深信：這樣的政黨會把社會主義藍圖變成現實。

　　寒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延安，我逐漸懂得為什么我周圍的人如此信任和熱愛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是中國100年來斗爭、犧牲和經驗的積累。”

　　他們有了扎根中國的想法。1949年4月，志同道合的兩人在延安舉行了簡樸、熱鬧的婚禮。中共著名元老、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祝賀，并恭送喜幛：“愛情與真理的結合”。

　　從此，“社會主義、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陽早、寒春追求一生。

　　1979年。北京派出一個奶牛機械化代表團訪問美國，寒春夫婦是這個代表團的顧問。許多美國的老朋友問她：“寒春，你放下核子物理研究、放下博士學位到中國去，不覺得惋惜嗎？”寒春幽默地說：“核子物理，這是自然科學的尖端；人民革命，中國是榜樣。我從自然科學的尖端跨到社會科學的尖端，有什么不好呢？”

　　對真理和信仰的追求貫穿了寒春的一生。60多年過去，寒春對“延安生活”依舊心馳神往：“那時，真好啊，大家一心鬧革命。”

　　“他們堪稱中國奶牛業的袁隆平”

　　在中文電視節目里，寒春惟一關注的是新聞。2008年9月，“三鹿事件”爆發，中國乳業遭受重創。無助的奶農大批量屠宰奶牛，寒春對此又氣憤又痛心：“中了資本主義的毒！”記者剛一提到“三聚氰胺”四個字，寒春就激動起來，睜大眼睛，連連擺手：“沒有，我們這里沒有！”

　　寒春夫婦一生都在為提高中國奶牛的產量和質量而奮斗。從1982年寒春夫婦來到北京沙河小王莊的農機院農機試驗站牛場，近30年來，小王莊就一直以優質、純凈、高產、低耗的奶牛聞名全國。2003年時，小王莊每頭奶牛的年產奶量即達到9088公斤，位居全國之首，以他們的牛奶為原料生產的美國“八喜”冰淇淋，比“哈根達斯”售價還貴。

　　沒有人知道，從“核子物理”到“奶牛業”之間的距離有多遠，也很少有人知道寒春為之灑下了多少汗水。但接觸過她的人都知道，牛在她心里比什么都重要。

　　2003年12月26日，陽早去世的第二天，有關領導去看望寒春。寒春只字不提陽早的后事，卻著急兩件事：一是昨晚牛場丟了9頭牛，牛的親屬鏈斷了，這損失是天文數字；二是，“大學城”要占奶牛場，我的牛怎么辦？

　　而在陽早去世的前幾天，夫婦二人曾有這么一段對話——

　　寒春：“你還有什么不放心的？”

　　陽早：“你要是把這群牛管好，我就放心了……”

　　“管理十分嚴格，有時發火，但對事不對人。”這是在牛場工作20多年、現任牛場場長的段曉虎眼中的寒春。“凡事牛為先。”寒春夫婦給牛場立下規矩：一分鐘解決的小事不能三分鐘解決；今天能做到的事不能拖到明天。一天，寒春發現新生牛犢耳朵上沒有打號印記，她當即火辣辣質問值班員：“昨晚能做到的事為什么要等到今天？你有能說服我的理由嗎？”

　　在小王莊，寒春的“牛情管理”廣為稱道——她記錄了1963年至今各種擠奶器工藝及其對使用壽命和奶的細菌含量的影響，她設計的牛情表格讓畜牧研究所專家都汗顏：“我們搞專業的，都沒搞出這樣高水平的東西。”

　　而早在1955年，他們研發改進的奶牛青飼料鍘草機就銷售近100萬臺，至今仍是草灘農場乳品機械廠的主導產品之一。

　　幾十年來，丈夫陽早專注奶牛品種改良，寒春投身奶牛場機械化，其成果直接惠及中國的奶牛業。他們出品的胚胎和公牛，成為許多奶牛場和種公牛場牛群品質改良的首選產品，

　　1980年代，陽早設計安裝的管道式擠奶設備、寒春設計的直冷式奶罐，在中國率先實現了奶牛飼養機械化。他們研發的《牛奶管道的自動洗滌與消毒》、《奶牛場成套設備研制、牛場設計和中間試驗》，成為業內解放生產力的示范設備。國內外幾百家單位、數萬人次先后前來參觀學習。他們主持的《奶牛場成套設備研究、牛場設計與中間試驗》項目被機械電子工業部授予科學技術成果進步二等獎，在北京、上海、天津、內蒙古、新疆、西安、長春、深圳等地推廣……

　　從陜西延安到定遠三邊牧場，從西安牛場到草灘農場，從北京紅星公社到小王莊，60多個春秋，寒春夫唱婦隨，默默耕耘，埋頭奉獻。

　　寒春夫婦的成就得到了公認。1987年，農牧漁業部為寒春夫婦頒發了“國際合作獎”；1993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黃菊授予寒春“白玉蘭榮譽獎”；2003年，中國農機院授予寒春夫婦“金牛獎”。

　　中國乳品消費研究員、奶牛場管理專家梁子哲這樣評價陽早和寒春：“他們直接推動了中國奶牛業乃至乳業的發展，幫助中國把奶牛的年產奶量從一兩噸提高到了七八噸，堪稱中國奶牛業的袁隆平。”

　　“她是一面鏡子”

　　“幸福何在？”這是寒春198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她寫道：“為了人民的幸福，為了人類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回到了精神的家園。”

　　享受副部級高級干部待遇的寒春對物質生活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敏感”，認為“奢侈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多年來，一張床，兩個舊式沙發，三個書櫥，是她的全部家具；家電除了工作用的電腦，就是一臺老式電視機。現在“被迫”改善了一下，但也僅僅是簡單裝修了平房，“磚頭辦公桌”換成了電腦桌。

　　“國家給她一套200多平米的住房，就在奧林匹克公園附近，她堅決不要，說離牛遠了睡不著。”孟慶蓮說，“就連生病都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給處理一下。實在不行了，住幾天就急著出來。她說，‘醫院里一住就是幾萬塊錢，太浪費。我在你這兒，幾十、上百塊錢就解決了’。”

　　“她從來不挑食，吃得和普通人沒什么兩樣，就是饅頭、面條、水餃之類。”照顧她生活的老歐說，寒春總強調，“我們是為了活而食，而不是為了食而活”。

　　2003年寒春對丈夫陽早的后事安排，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幾近“殘酷”。

　　“他們對生命看得很開，痛恨浪費”，孟慶蓮說，陽早去世后，寒春將他體內的心臟起搏器摘下，“12萬呢，可以留給買不起起搏器的人”。后來這副起搏器送到新疆，救助了一個心臟病人。

　　“陽早去世時，寒春沒給他穿一縷衣服，她認為，‘人都死了，別再浪費’， 陽早干干凈凈地去了另一個世界。”孟慶蓮說。

　　陽早在中國也一直享受副部級高干待遇，相關領導要把他的骨灰安置在與他職位相符之地，寒春卻“聽從兒女的意見”，“樹葬”，“把他埋在能看見牛的地方”——而陽早的遺囑里是這樣寫的：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動；捐獻遺體；用最簡單最省事的方式處理骨灰；四、為全人類的解放奮斗一生（自我評價）。

　　在寒春的堅持下，骨灰暫時寄存，等春天時樹葬。但對于寄存費４０元，寒春心痛又生氣：“太浪費了，沒必要花這個錢。”現在，陽早的骨灰就在小王莊牛場牛圈旁邊的一棵小松樹下面。

　　“寒春夫婦的錢都花在了牛身上，”場長段曉虎說，“他們用自己的錢買了大量的美國、荷蘭優質種牛精液和胚胎。在美國，一個胚胎1400美元，一頭公牛精液100美元。他們用自己的錢買了多少？他們不知道，也從不考慮。”

　　寒春的直率、坦蕩也是有名的。“她從不掩飾自己的情感，更不掩飾自己的觀點，真實、純粹是她的生活原則。”中國農機院李書記說。

　　20世紀80年代初，一次與王震上將吃飯，寒春開口便問：“為什么現在不能用你南泥灣的精神搞建設呢？”

　　“資本主義是癌，我是為了信仰才來到中國的。”寒春從不掩飾自己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和對資本主義的痛恨。就連她養的奶牛，也被劃分了出身：母牛是“社會主義”的，公牛是“帝國主義”的。因為母牛是從延安的血族譜系延續下來的，而配種的公牛精液是從西方引進的。

　　1966年，寒春聯合丈夫陽早、韓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湯反帝，聯名寫了外國人的“第一張大字報”。據著名記者愛潑斯坦回憶，大字報的主要內容為：要求對他們不要像資產階級專家那樣對待，而要像階級兄弟那樣對待；要求對待他們的子女同中國孩子一樣，提出嚴格的要求；要求取消對他們的“特殊待遇”，允許并鼓勵參加三大革命運動。毛澤東特別作出批示：“不許兩樣。”

　　寒春直言不太喜歡現在，因為“大家都忙著掙錢，沒人去革命了”。

　　從周恩來到溫家寶，中國政府高層領導經常會見她，但她從來沒為個人生活提過要求，提到的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問題。“現在她還經常給溫家寶總理‘遞紙條’。”孟慶蓮說。

　　原牛場負責人、幾十年的老同事陳繼承，提到寒春感慨：“她是一面鏡子。在她面前，我這個共產黨員是不合格的。”

　　“好家伙”是她的口頭禪

　　寒春的漢語讀寫能力不太靈光，連小學課本都看不懂，惟一能夠通讀的是中文版《毛澤東選集》，但聽說能力和普通中國人差別不大。

　　“好家伙”是寒春的口頭禪，這個詞承載了很多的意思，有高興，有驚訝，有贊嘆，有氣憤，甚至還有不屑。

　　原子彈讓她放棄了核子物理，她回憶當年看到原子彈試爆時的情景：“好家伙，那么大一個太陽！”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寒春正在偏僻的農村。20天之后，她得知消息欣喜若狂：“好家伙，我們終于建立了一個新國家，真是了不得！”

　　1999年5月8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了中國駐南聯盟使館，寒春夫婦致信聯合國抗議：“這算什么本事？打倒美帝國主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寒春對時任總統的小布什十分反感：“那個布什，好家伙！”

　　寒春不高興有些媒體過于主觀：“有篇文章里寫陽早說過這樣一句話：‘不喝奶，哪有勁干革命。’陽早不可能說這樣的話。好家伙，中國工農大眾早就起來鬧革命了，他們有牛奶喝嗎？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也沒有牛奶喝啊？”

　　關于文革，寒春和中國人的理解相去甚遠。她批評陳魯豫的觀點：“你說毛主席搞這個不好?好家伙!”陳魯豫后來表示理解：“也不怪她，那10年，她只看到了大字報，聽到了人們高喊的革命口號。她沒有看到殘酷，只感受到激情。”

　　2004年，寒春拿到中國第一張“綠卡”。記者問她為什么不加入中國國籍，她有點煩：“好家伙，怎么都問這個問題！你問的沒有意義，國籍重要嗎？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我是世界公民，我來中國是為了信仰。”

　　從外表看，寒春這個“國寶”級的人物除了藍眼睛、高鼻子，和小王莊的村民沒什么區別。但小王莊的村民把她奉為“村寶”：“沒有她，小王莊牛場早就讓房地產商吞了！”——他們祈禱寒春長命百歲。

　　而寒春對此的反應是：“好家伙！能干事多活幾歲可以，不能干事，活那么大歲數干啥？”她不經意地撇撇嘴角，習慣性地聳聳肩。

　　這就是寒春。

　　她生活在我們的身邊，但她似乎又離我們這個時代越來越遠。不過有一點，所有的中國人應該可以達成共識：她不應被忘記，中國人也不會把她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