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的“大考”

　　文/本刊記者 劉暢 宿希強

　　在幾經周折之后，中國經濟結構又陷入了“二元”局面：一“元”是巨無霸式的央企和國企，它們擁有龐大的市場和體制資源，獲得權力的直接庇護；另一“元”則是占企業總數99%的民企，它們一方面承擔繁重的稅負，另一方面在資金和政策優惠上邊緣化，在產業鏈中位于中低端，生存艱難。

　　國內一家民營企業的老總曾悲觀地說，未來中國只有這種企業可以生存下來：一是當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升到1比3的時候，企業依然可以生存；另外一種是，企業的掃地阿姨平均工資都漲到3000元的時候，企業仍然能夠生存。

　　這種“感覺”未必真實，但也絕非杞人憂天。

　　有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民營企業的旺盛發展期只有短暫的7年，甚至還不到中國人平均年齡的1/10。這是企業資金特別是科技實力不足，造成可持續競爭力下降的結果。

　　而這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也有整個市場大環境的因素。

　　大浪淘沙，只有高素質的企業才能堅持生存下來。而促使更多高素質企業的產生，需要優化其生存的土壤。在專家看來，政府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新時期加強和改善公共管理，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場新的考試。

　　畸形的中國市場環境

　　2012年伊始，中國民營企業就壞消息不斷：企業老板“跑路潮”、“非法集資”案頻發……根據國家工信部出臺的統計數據，今年前兩個月，規模以上中小企業虧損面達15.8%，同期增長0.3%，虧損額度增長率高達22.3%。而規模以下的小企業，虧損情況可能更加嚴重。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認為，“如果目前的銀根緊縮政策不改變，如果政府再不出手相救，今年下半年，國內存量中小企業中的40%將會半停產、停產甚至倒閉。”全國工商聯第一副主席全哲洙也預測：估計8月份左右就有一批企業開始死去。

　　《南風窗》曾分析，2008年底，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很多民營企業被迫倒閉；經過近3年的復蘇，國民經濟運行狀況逐漸好轉，當下，經濟基本面也并沒有發生拐點性的波動，而中小企業的處境卻似乎“比2008年還要艱難”。這顯然非昔日的金融危機之過，而更多的是經濟體自身內在的原因，是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戰略性結構性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發，是多年來所累積的制度和政策的綜合產物。

　　北京大學政府績效評估中心主任周志忍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中國企業的宏觀生存環境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干預市場太多，市場化程度不夠。

　　在周志忍看來，隨著社會發展，市場發展，政府應該退卻，但中國是計劃經濟時代出身，政府退卻難度大。這樣一來就產生了現在的問題：政府太強，市場次之，社會最弱。

　　“比較好的、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政府、市場、社會三者有一個邊界，三者又各司其職。政府管理其該管的東西，社會、市場同樣應各司其職，各自發揮作用。在這個基礎之上，政府、市場、社會相互增強，相互協同，提高效率。”周志忍說，但中國的市場社會化并沒有達到真正市場化的程度，政府對資源的壟斷，政府對特定領域的壟斷，導致的結果是政府結合國家權力來積累很多資源，創造很多效益。比如基礎行業石油，電力之類，凡關系國計民生，政府都是直接經營。政府對國有企業保護太多，這樣使民營企業運營成本很高，特別是中小企業在這種環境下非常難受。比如銀行目前的存貸差，國際通用是1.7，我們是3.05，是國家政策導致這樣一個懸殊的對比。這就是政府該退的沒有退。

　　周志忍還指出，現在政府一些合法的、不合法的尋租行為讓企業很難過。

　　其中一部分是稅費太多；還有一部分就是政府審批繁瑣；同時，政府政策缺乏系統思考。

　　他以物流舉例說，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美國的十到十五分之一，但中國的物流成本是美國的好幾倍，原因是一中間環節多，再就是高速公路費用太高，再就是政府規定不科學。比如在北京規定，外地運菜車輛不能進幾環路，外地車到集散地不能進市里，怎么辦？難免包車，這樣一倒，成本明顯增加。但在日本或美國，是算每一年的貨運量，都給大貨車發牌照，哪怕規定晚上三更半夜運輸。中國的規定與實際需要差別太大，菜農違規抓著就罰款，最后成本轉嫁到菜價上。

　　復旦大學副校長林尚立也觀察到，在改革開放之初，民營經濟一度是很活躍的，但是近些年來，隨著國企尤其是央企壟斷的加強，民營處境日益困難。

　　他認為，壟斷影響了整個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則。“中國國營經濟不僅應該擁有經濟的含義，還應該有政治的含義。其不僅是支撐國家政權的問題，還要保證經濟發展的成果如何最大地分享于社會。

　　所以國營經濟所創造的財富不是一個國有企業壟斷的，而是社會的。”林尚立分析，“現在國營經濟沒有定位于這個角色和戰略層面，僅僅把自己看成一個企業。

　　現在央企已經成為一個利益集團。這不是央企擴大民企縮小的問題，而是市場發育不成熟的問題。”#p#副標題#e#

　　優化企業生存的土壤

　　在市場中游泳的“企業家”們對中國的市場環境有更深的體會，他們對政府扮演的角色有著更為現實的期待。

　　浙江南藝禮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倪孟宣表示，政府應當鼓勵品牌企業向當地產業鏈采購，可以在稅收反饋方面給予支持；對于將融資切實用于企業升級、產業升級、引進高新科技改造產業鏈的企業，政府也要給予稅收、用地方面的優惠政策等等。

　　記者采訪的一些企業家們還建議，至少應以省為單位，梳理重點產業、支柱產業所在區域，要細化管理、區別對待，如何進一步促進轉型升級，并進行考核。只有將產業鏈整體做大做強，每一個企業才有強烈的依附感和歸宿感，才能沉下心來做實業。

　　相關人士還建議，為促使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在產業政策上必須國內各地區一視同仁，而不能再堅持“梯度發展”

　　戰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長鄭宇民就說，長期的“梯度性”，使落后產能沒有緊迫感，各地重復“克隆”落后產能、低成本戰略，走的不是一條“見賢思齊”的產業升級創新型道路，使原本應該“告別”的模式、產能生生不息，到一定時候，必然會出現一個倒閉潮、企業“集體自殺”的現象。

　　而在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執行副會長兼秘書長高小平看來，要改變中國畸形的市場環境，需要更多地從理論層面思考。他認為，當前迫切應理順政府、市場、社會這三者的關系，既不要“一方獨大”，也不要簡單地此消彼漲或此漲彼消，而是要順勢利導、合理界定、各顯其能。

　　他表示，市場化是經濟改革的基本要求，但也不能搞過度市場化，公共利益的實現主要靠的不是市場力量。服務型政府是政治和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但也不能讓政府包攬過多的公共服務，要建立政府服務體系和多元供給相結合的公共服務架構。

　　高小平認為，中國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經濟改革中已經找到了“政府引導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子，不過，政府和社會、市場和社會的關系，還未完全破題，不妨循著“政府引導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管理社會成員”來構建新的社會管理邏輯，按照“市場解決經濟活力問題，民主解決社會活力問題”來構建新的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

　　企業需主動加快升級轉型

　　事實上，對于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來說，健康良性的發展需要中國的市場環境里陽光的照耀、雨水的滋潤，才能茁壯成長。但另一方面，環境畢竟是外因，真正決定企業生死存亡的關鍵還在于自身的素質這一內因。

　　而對于大多數處在產業鏈低端的民營企業來說，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已迫在眉睫，勢在必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在出席第五屆亞洲制造業論壇年會時就指出，現在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放到國際競爭中去是不強的，原創技術則更少，這是關乎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大事。因此要以國際競爭力為標準，根據市場的變化不斷創新發展，因為在全球化的市場環境下，過去那種技術長期停滯不前、產品延續多年不變的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就是我們的企業熱衷于不停地引進、跟蹤和模仿，把大量資金用來購買外國的技術和設備，外國人用我們的錢又去搞研發，回過頭來再賣給我們賺錢。所以我要強調，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競爭力才有真正的實力。”

　　知名財經專家葉檀也表示，中國的中小企業必須認清中國經濟結構在轉型CoverStory封面專題這個“大勢”，“一定要認清這個形勢，如果認不清這個形勢，就會受夾板氣，永遠過不上好日子。如果做傳統的代工企業，趕緊去跑馬圈地，西部地區的政府白送給你地的情況還有。你如果仍想呆在東部地區，那就要跟資本市場結合，跟資本市場結合才有溢價，才可能有相對廉價的資金鏈。”

　　她更指出，現在中國的市場“不是缺錢，是缺好企業”。企業家真正把企業做好了，所有的PE就會蜂擁而至。“只要企業和企業的產品足夠好，在未來就一定有發展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8月、2012年2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后兩次強調中國經濟絕不會“硬著陸”。近日中國官媒也發出了“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改革前奏音。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新一輪的改革大潮將至。

　　毋庸置疑，轉型期的中國需要涌現出大批的高素質企業，以助力完成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中國經濟的“軟著陸”。當然，這不僅需要企業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社會乃至消費者的合力。

　　而這也意味著，和中國各級政府迎來一場新的公共管理的考試一樣，身在潮水中的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也必然迎來一場事關生死存亡的素質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