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孩子的成績單時，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的鄭峰(化名)感覺幾千元的培訓費打了水漂。

　　幾個月前，他沖著“在校名師指導”“3個月培訓能在原有成績基礎上提高20分”“沒效果退錢”等承諾，給上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報了南寧市一家培訓機構的數學輔導班。然而，孩子的期末考試成績依然不理想。更讓他驚訝的是，孩子告訴他，在這家培訓機構里上課的教師不僅不是什么名師，有的還不一定有教師資格證。鄭峰拿著合同找到這家培訓機構要求退錢時，卻吃了閉門羹。

　　“教育部門有規定在校教師不能在外面做有償培訓，真不知社會上這些培訓機構哪兒來這么多名師?”當鄭峰把自己的遭遇發到網上后，有網友評價道。

　　現如今，師資造假已成了教育培訓行業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不光是鄭峰碰到的這家不知名的小培訓班，前不久，國內一家知名的教育培訓機構旗下的品牌也被媒體曝光，將毫無從教經驗的應屆畢業生包裝成“經驗豐富”的名師。

　　假名師為何成了教育培訓機構的高發傳染病?

　　在校生搖身一變成“名師”

　　8月初的一天上午，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以家長身份來到了鄭峰給孩子報名的這家教育培訓機構進行調查。這家培訓機構位于南寧市東葛路某小區內，附近因為中小學校眾多，周邊集聚了30多家培訓機構。

　　“我們這里的老師都是一線名師，都是經過統一培訓的，也都有教師資格證，不存在大學生授課的情況。”咨詢時，該機構負責人一直不斷強調“一線”“教齡豐富”“對癥下藥”等字眼，而對于老師的詳細信息，如畢業院校、具體教齡、工作經歷等，該負責人卻不愿細說，一再轉移話題勸記者帶孩子過來先做個測評再說。

　　隨后，記者撥通了該教育培訓機構的電話，自稱是一名正在求職的大學生，詢問該機構是否還招老師。當記者問到自己還沒畢業、沒有教師資格證是否有資格應聘時，該機構負責人表示可以先投簡歷試試，因為“萬事不是絕對的，而且授課前會安排入職培訓”。

　　廣西師范學院的大四學生徐瑞(化名)向記者透露，他在做暑期兼職時，就曾被該負責人包裝成參加過國培計劃“中小學教師示范性培訓項目”的優秀教師。去年暑假，他到南寧市西鄉塘區另一家教育培訓機構應聘，在經過面試和筆試之后，機構為他安排了一次簡單的入職培訓。

　　“說是培訓，其實主要是要加強你的口語表達能力及臨場應變能力。”在徐瑞看來，培訓班里所說的“應變能力”更像是對付家長的能力。在入職培訓時，機構里資歷較老的教師會專門就“如何打消家長的疑慮”進行講解：當家長問起老師的師資時，要介紹是從學校出來有經驗的老師。如果家長一再堅持追問，可以說老師的檔案放在總部，要看的話需要從總部寄送過來。這時最好的做法是想辦法吸引家長親身感受課堂，當他們覺得還不錯時，便不會再繼續糾結師資的相關問題了。

　　曾經在深圳市一家教育培訓機構工作過的馬老師介紹，有的培訓班的老師甚至不用真名授課，一方面便于“包裝宣傳”，另一方面也便于掩蓋一些人不具備教師資格的情況，使得家長無從查證。

　　在記者走訪的多家教育培訓機構里，很多機構的負責人都表示，授課老師都是他們定向培養的優秀教師。和公辦學校一樣，機構的老師每周定期參加統一教研，每月有定期的考試。但徐瑞透露說，事實上考核難度并不大，只要考得不太差，一般都可通過。做這行不需要豐富的教學經驗，機構內部有一整套完整的教材體系，老師只要跟著教案走就行。

　　打“名師”牌成了業內的必然選擇?

　　今年暑假，南寧市民趙先生為上初二的女兒報了一個“暑期套餐”，里面包含數學、英語、物理、化學等為女兒量身打造的一系列學習課程。趙先生表示，起初只是想報個英語班，但孩子在做了培訓教育機構的測評試題后，結果不容樂觀。聽了經工作人員的分析和建議，他最終咬牙報了價值1萬多元的學習套餐。

　　而另一位低齡孩子家長報班的出發點則是“與其假期讓孩子到處瞎玩，不如來這里學習”。一家培訓教育機構的前臺告訴記者，現在有相當一部分家長更愿意把培訓機構當做托管孩子的場所，是不是真名師并不重要，反正天天有人陪著學習，成績多少會有提高。

　　“目前小學生很多選擇大班教學，而初高中生則有不少選擇‘一對一’式教學。”培訓講師陳桑(化名)告訴記者，對于前來咨詢的家長，機構會選擇對癥下藥。孩子年齡稍小的，就領著家長試聽一節課，課堂上老師只要做到有親和力、能與孩子溝通就行;孩子年齡稍大的，就盡量壓低其基礎水平，同時渲染升學壓力，一番鋪墊下來，不需要推薦，家長自己就會搶著要“名師一對一輔導”，冠上“名師”的旗號才能讓昂貴的課程價格顯得物有所值。

　　陳桑今年從北京一所高校畢業后回到家鄉南寧，并成功通過某連鎖教育培訓機構的應聘。在該機構名師風采一欄對其的介紹是：北京211高校畢業，已有1年教齡，但在采訪時，陳桑直言：自己入職僅1個月。

　　在陳桑看來，所謂“名師包裝”只是培訓機構的營銷策略之一，在通往“名師”的道路上，最重要的是如何說服學生、討學生喜歡，“能夠滿足大多數人的訴求，你就是‘名師’”。

　　基本上，低年級的學生并不在意教學質量，也不喜歡嚴厲苛刻的老師，所以老師需要摸清楚孩子的心理，簡單來說孩子們喜歡什么，培訓機構就會盡量投其所好。陳桑的一位同事是負責試講班的，最常用的技巧是發獎勵，若同學們能在家長參觀的時候積極配合，就能得到他精心準備的小玩具。

　　“名師一對一輔導”，看似物有所值，但據陳桑透露，這是教育培訓機構“撈油水的法寶”。“一般來說，剛畢業或沒畢業的大學生教學經驗少，但上進心比較強，還肯用功，與初高中生之間也更容易溝通，機構通常會把這樣的新人講師安排到‘一對一’崗位上。”陳桑說，“一對一輔導”一個小時收費約200元，而初入職的大學生只能拿到十分之一的提成，這些低成本、高回報的假“名師”自然最受培訓機構青睞。

　　“不能說是造假，只能說做生意打廣告時總要允許一定程度的夸張吧?”深圳一家培訓教育機構負責人楊明山告訴記者，打“名師”牌幾乎成了業內的必然選擇，“大家都說自己那里有一線名師，只有你老老實實地說我這兒的師資大部分都是大學生，你覺得會有家長愿意來報名嗎?”

　　楊明山透露說，由于課外輔導機構在廣告與硬件設施上花費過多，機構里教師的薪資一般較低，很難請動真正資質優秀的老師，而且各類輔導機構中教師流動性大、更換頻繁成為教育培訓行業的通病：“可能廣告剛打出去沒多久，先前招到的資深教師就跳槽或是不干了，只能找些不那么資深的人來頂替了。”

　　師資亂象要靠市場自身的競爭來解決

　　去年12月，中國教育學會與艾瑞咨詢機構在北京發布了《中國輔導教育行業及輔導機構教師現狀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我國中小學課外輔導行業已經成長為一個體量巨大的市場，2016年行業市場規模超過8000億元，參加學生規模超過1.37億人次，輔導機構教師規模達700萬至850萬人。

　　近萬億元的市場份額背后是巨大的利益誘惑，這塊“大蛋糕”也成了無數企業眼中的“唐僧肉”。該《報告》調查發現，我國的輔導機構，行業集中度低，數量眾多的中小型機構占據絕大部分市場，在8000多億元的市場規模中，還未出現任何一家機構擁有超過1%的市場份額，說明了這一行業的碎片化特征。同時，家長對輔導機構教師的認可度普遍偏低。調研中，有近三成家長對輔導機構教師的整體專業素質持質疑態度，家長對于輔導機構教師流動性大也表示了普遍性的擔憂。

　　面對數量眾多的教育培訓機構，相關部門的監管就有些力不從心了。據了解，目前市場的教育培訓機構基本上都屬于非學歷教育，教育部門對于非學歷教育辦學許可證的審批權已下放到各縣區，縣區教育部門依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相關規定進行審批，對辦學環境、辦學設施、師資力量等都有一定的規范要求。

　　記者在南寧市青秀區教育局采訪時了解到，教育培訓機構在申請成立時需要提交教師的資質證明材料，而且明確必須是相應科目的、具備教師資格證的老師，大學生授課一般是不允許的。

　　“我們轄區管轄著大概205所學校，不可能一個個去審查，也可能我們剛檢查過，他第二天就增加教師，卻沒有按要求來我們這里補辦材料，進行備案。”青秀區教育局的一名工作人員表示，對于這種情況，他們每年會通過抽查或年檢的方式進行監管，查到不合格的會要求進行整改。

　　這名工作人員表示，面對不規范辦學的情況，更多地要依靠家長和群眾的監督，但目前教育局收到的對培訓機構的各類投訴中，非法辦學、無照經營或收費不合理、培訓效果不好的投訴居多，卻很少收到有關師資造假的投訴。

　　還有一些機構為了逃避教育部門的監管，打起了擦邊球。南寧市工商局辦公室張主任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有人在工商注冊時是申請開辦文化傳播、文化咨詢類的公司，經營范圍里也沒有寫培訓，最后卻辦起了教育培訓。如果接到這類機構師資造假的投訴，工商部門沒有相應的執法標準，只能轉給教育部門去管。

　　但按照誰審批誰監管的原則，各部門只監管本部門審批、注冊的培訓機構。青秀區教育局工作人員明確表示，沒有在教育局登記的培訓教育機構并不在他們的管轄范圍之內。

　　“師資造假也可能涉及虛假廣告或是違法廣告，這塊歸我們管，如果發現這種情況，可以直接向我們‘12315’消費者投訴舉報專線電話反映。”張主任說。

　　在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劉明興教授看來，培訓機構師資亂象問題最終還要靠市場自身的競爭來解決，而不是政府監管。這一過程就像上世紀80年代，溫州和泉州的民營企業造假成風——生產紙糊的皮鞋等。盡管各級政府開展了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的專項行動，但效果不明顯。到上世紀90年代以后，地方民營企業從簡單擴張，開始購并重組和品牌化競爭，質量問題就不是問題了。民辦教育集中的社會培訓機構也會遵循類似的發展規律。

　　“我相信家長是理性的，他們自己會比較選擇產品的質量。”劉明興說，培訓機構有典型的兩類，一類是針對公辦學校的競爭性考試，一類是提供多元化服務。前者的競爭性很強，市場信號非常明確和可觀測。如果一定要監管的話，那最好還是建立行業自律組織，就像溫州的鞋業協會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