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在廣東、山東、湖北、重慶等地調研發現，當前涉眾型金融犯罪呈現出“互聯網+傳銷+非法集資”的復合型新特點。部分不法分子以網上搭平臺、網下開門店的形式，虛實交織地滲透到老百姓(49.850, -0.31, -0.62%)吃飯、購物、投資理財等日常生活中，設置金融騙局，并以傳銷洗腦聚攏人氣，增強“客戶”黏性，具有更強的欺騙性、更大的誘惑力。

　　更有甚者，一些不法民間金融活動打著“互聯網+”“支持生態環境保護”“投資國家重點工程”“擴大地方投資，發展地方經濟”等旗號，損害了政府聲譽形象。業內人士呼吁，有關部門要加強橫向聯合打擊，縱向規范指引，從立法層面徹底整治涉眾型金融犯罪。

　　新騙局滲透日常消費

　　“3000元油卡任性購，現僅需2000元”“先定一個小目標，掙他一臺瑪莎拉蒂不是不可能，在人人公益平臺不會不可能”……這些打了雞血的文字乍一看是購物廣告，實際上卻是不法分子設下的騙局。

　　2016年8月成立的“人人公益”全返平臺，號稱占領衣食住行、教育、醫療、旅游、娛樂等各大消費領域，四處鼓吹“消費即公益”“買東西不花錢”。但在今年3月底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的專項行動中，該平臺的組織者深圳人人優益公司18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一舉抓獲，其中13人已批準逮捕。

　　據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經濟犯罪偵查大隊民警郭麗君介紹，至案發時，“人人公益”全返平臺已發展商戶5267戶，消費者48505人，涉及全國26個省份，累計流入平臺資金高達10多億元。

　　近年來，在日常消費中蠱惑人心的涉眾型金融犯罪越來越多。2015年底，對外宣稱電子商務O2O、生鮮界“阿里巴巴”的“水果營行”宣告倒閉，300多個門店幾乎同時關停，并在多地引發顧客哄搶、維權。如今，消費全返平臺又以迅猛之勢在全國蔓延。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所謂的消費全返平臺，不過是“以新養舊”的“龐氏騙局”。郭麗君告訴記者，“人人公益”案中，實際上并沒有消費者真實消費。很多投資人就是沖著“消費返現”的好處去投資，拿新會員的錢返還給老會員，只要新會員源源不斷，騙局就不會終結。然而，當中設立了不同層級的合伙人、代理人，并能從營業額中抽取提成，巨大的二次分配很快便造成投資人資金鏈斷裂。

　　于監管層面而言，打擊此類犯罪最大的難度在于界限模糊。“與‘人人公益’相似的還有‘云聯惠’。這個消費全返平臺的體量非常大，資金池已經累積到一定程度，并且開始向真實消費、實體經濟發展，警方偵查取證時很難區分哪些是真實消費哪些是虛假消費。”郭麗君說。

　　“虛實結合”更具誘惑力

　　記者采訪發現，近年來，涉眾型金融犯罪從以往的商品營銷、資源開發、種植養殖等“實體經濟”領域，向理財、私募、眾籌、網絡借貸、虛擬貨幣等“虛擬經濟”方向發展，也有不少虛實結合，并與傳銷活動相互交織，欺騙性更強、誘惑力更大。

　　據湖北省黃岡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徐愛東介紹，從近幾年偵辦的非法集資案件來看，既有直接高息攬存也有間接產品銷售，既有實業發展也有虛擬投資。如湖北麻城就發生一起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湖北藍翔置業發展麻城有限公司在開發藍翔萬象城過程中，通過公司成員承諾支付高額利息的形式向社會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達2億余元，后因資金鏈斷裂，無法及時支付本金及利息。上海宜哼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也是通過網絡吸引投資人進行虛擬投資，導致投資血本無歸。

　　目前比較活躍的新型不法民間金融活動，包括投資理財超范圍經營、互聯網融資機構非法吸收公共資金、藏品類吸儲、以銷售國外基金或原始股詐騙等近20種。

　　非法集資主體多集中在非融資性擔保、第三方理財、財富管理、P2P網絡借貸機構、私募基金等民間投融資中介機構。參與非法集資的機構多以投資理財、私募基金、股權投資等為名義，設計復雜的交易主體及產品結構，承諾無風險、高收益，虛構投資項目或借款標的，不斷發展新的投資者實現虛高“利潤”，采用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模式向不特定對象募集資金。

　　山東警方偵查發現，一家名為“禹城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的機構，自2014年至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150余戶共計2000余萬元，用于對外發放短期貸款，造成1500余萬元資金無法追回。

　　值得注意的是，非法集資與傳銷緊密結合的特點顯著。傳銷洗腦聚攏人氣，增強了客戶黏性，更具有欺騙性、誘惑力。湖北省黃岡市公安局經偵支隊2016年偵破了“AC復利”案，犯罪嫌疑人利用“AC復利系統”網站，通過口口相傳的傳統線下形式和QQ群、微信群等網絡線上渠道，對外進行虛假宣傳，引誘群眾購買“AC金幣”(虛擬貨幣)。該案發展會員約2.5萬人，人員層級46層，涉案資金達人民幣1億多元，會員分布湖北武漢、恩施、黃岡以及四川等多個省市。

　　山東省德州市公安局經偵大隊一大隊大隊長劉民說，犯罪分子利用網絡傳銷獲利更快的便利，給已經注冊賬號的下線派送邀請碼，要求下線通過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微博、QQ群發布信息，同時發布自己的邀請碼，拉攏新會員。新會員注冊時要填寫邀請碼，犯罪分子根據下線邀請的新會員數量，提升下線的等級，并以此為標準向下線返利。當這些行為與公眾理財結合在一起變得更加復雜。

　　此外，此類復合型涉眾型金融犯罪有向農村蔓延的趨勢。據山東省濰坊市金融辦金融穩定科科長范金來介紹，由于現在警方對城區金融犯罪的打擊力度較大，城區獲得的金融支持也比農村多，一些電子商務機構開始轉移陣地到農村地區，向老年群體滲透。不同類型的民間金融形式互動交織在一起，讓本就隱蔽性較強的不法民間金融活動變得更加復雜，讓群眾難以辨別。

　　重慶市公安部門調查顯示，農村地區資金短缺、融資渠道不暢的矛盾較為突出，農業開發領域非法集資案件開始冒頭。涉案領域向文化教育、私募股權、融資擔保、環保科技等領域擴散，打著“經濟新業態”“金融創新”幌子的集資案件有所抬頭。同時，融資渠道由銀行柜臺向第三方支付平臺、POS刷卡轉移，對外支付以網上銀行操作為主，手段方式日趨隱蔽。

　　頻舉“政府”“創新”旗號

　　山東德州、濰坊、湖北黃岡等地警方介紹，一些不法民間金融活動往往打著“互聯網+”“支持生態環境保護”“投資國家重點工程”“擴大地方投資，發展地方經濟”等旗號，損害了政府聲譽形象。

　　劉民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近年來各地警方不斷打擊非法民間金融活動，但依然跟不上他們“創新”的步伐。“往往一種形式剛剛暴露出問題被發現，立刻又改頭換面演化成為另外一種形式，變得更加隱蔽。”

　　2016年2月，涉及16省市、集資詐騙金額達99.5億元、受害人數達23萬余人次的廣東“邦家”集資詐騙案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記者采訪發現，不法分子打著“創新”旗號，把諸多受害人騙得傾家蕩產，又邀請不少領導干部參與宣講活動，嚴重損害政府公信力。

　　“邦家”案受害人來自全國各地。多名受害人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他們之所以會上當，既因為覺得融資租賃很“新潮”、能賺錢，更因為邦家公司宣傳排場大，邀請了不少領導干部到場。

　　一位受害人氣憤地說：“所謂的總部、物流公司，到現在荒草一片，一磚一瓦都沒有，展覽的東西都是租來的，有的領導被請來參加活動，以為是鼓勵新興產業發展，反倒成了他們的‘托兒’。”江蘇南通受害人徐女士說，部分領導干部為企業“站臺”，不料竟成了騙子“幫兇”，使無辜群眾上當受騙。

　　漢口銀行行長朱永彤認為，非法集資企業集資方式隱蔽、迷惑性強、交易主體及法律關系復雜，善于包裝，通常不惜血本，利用媒體造勢，向社會公眾樹立和宣傳其“正面”形象;舉辦各種活動，并在現場兌現紅利，一般在集資初期，往往積極“兌現”回報承諾，騙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集資規模迅速呈幾何級放大，一旦出現兌付問題，因涉及法律主體較多、格式合同專業性強，投資者維權難度較大。

　　防止“假金融”傷了“真創新”

　　業內人士呼吁，“互聯網+傳銷+非法集資”的涉眾型金融犯罪涉及的面廣人多，經濟損失不易追還，還容易出現投資人“抱團維權”。有關部門要加強橫向聯合打擊、縱向規范指引，從立法層面徹底整治涉眾型金融犯罪。

　　多位受訪業內人士建議，公安、金融、工商等相關部門建立信息共享和聯合打擊機制，在鼓勵創新之余加強金融監管，嚴防集資詐騙風險，凈化市場環境。

　　一是關口前置，提高準入門檻。基層干部認為，非法集資如滾雪球，早期介入幾乎不需要行政成本，越是介入晚，其涉眾處理成本越高，建議加大打擊非法集資跨部門協調力度，對廣義類金融企業執行事前審批。

　　專門從事金融創新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楊東認為，近期，涉眾型金融犯罪多發暴露了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弊端。由于行業準入沒有門檻，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漏洞大搞非法活動。應盡快推動證券法的修訂，明確界定哪些是真正的互聯網金融創新。通過登記備案、信息披露等前置措施，制定“負面清單”，提高行業準入門檻。否則勢必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傷害政府公信力，使群眾對互聯網創新失去信心。

　　重慶銀監局法規處處長何秋云建議，涉及資金業務的上下游企業，哪怕是廣義的，還是應當事前審批，涉眾以后處理成本很高。具體而言，對高管、資本金等應嚴加管理，不能在這些灰色地帶讓高杠桿無人約束，同時賦予銀監部門從事非法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調查權。

　　廣東勝倫律師事務所律師鄭明建議，監管部門要對新現象、新事物進行法律風險評估，防止盲目跟風，損害政府公信力。重慶市工商局建議，各級工商部門進一步加大對投融資咨詢類公司的注冊、經營、宣傳等活動的事中事后監管工作力度。

　　二是橫向聯合打擊，縱向規范指引。山東一名金融干部認為，目前監督管理存在缺位的問題。部分不法分子偷換概念，超范圍經營，但在實際監管過程中比較難以發現，不能形成部門協同監管的合力。

　　黃岡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倪貴武認為，司法行政部門目前都在打散拳，聯合懲戒不力，聯席會議也缺乏強有力的手段，“一年開一兩次會，沒有強硬的措施，解決不了關鍵問題。許多大案，實際上政府部門可以事先預知、事先防范的，工商、稅務、商務、質檢部門都可以知道其生產狀況，對有風險的企業應提前向社會預警。同時，金融部門提前監測其大筆資金進入的異常狀況，可以及時發現。”

　　楊東建議，橫向上要充實監管力量，金融辦與工商、公安、經信等部門聯合監管，建立信息共享、聯合行動機制，打擊“互聯網+傳銷”的涉眾型金融犯罪;縱向上要建立互聯網金融創新數據庫體系，數據開放共享，及時引導行業協會、民間智庫正確發聲，讓群眾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金融創新。

　　基層干部建議，理順有關部門職責，從國家層面，進一步理順有關部門的職能和責權，在現有的分頭分責管理的同時，形成相互溝通、相互協調的機制。

　　三是立法整治多層級傳銷，防止涉眾金融風險加劇。濰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經濟偵查大隊大隊長夏洪海說：“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傳銷層級達到在30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應當對組織者、領導者追究刑事責任。國內不法分子規避法律，每個人發展到29人就停止了，總人數仍然很大，但警方受制于法律規定想打打不動。”他建議，從立法層面加大打擊力度，可借鑒其他地區的經驗，只要發展一人即可追究刑事責任，有效遏制傳銷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