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把握好未來五年，突破漸進式改革的瓶頸期，集眾智進行真改革
2022-12-30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 點擊：次
二十大提出，未來五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開局起步的關鍵期，這個論斷具有堅實的實踐邏輯基礎和理論邏輯基礎。在一個民族復興和崛起以及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每個環節都十分重要，但一些關鍵問題的節點期顯得尤為重要。未來五年是幾大關鍵問題的節點期，如果沒有在這些問題上進行突破，民族復興以及現代化的進程就會受到嚴重阻礙。
一、未來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
去年我國人均GDP為12551美元，而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在1.3萬美元，我們距離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值只差500美元。只要穩定地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零點幾個百分點，就能夠在2025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據我們團隊預測，中國人均GDP將在2025年達到14700美元，在2027年達到15700美元。預計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門檻值每年大約增加200美元，到2025年，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將恰好在1.4萬美金左右。因此，在2025-2027年，我們基本上能夠穩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雖然跨越大概率是必然的，但是從近三年來看，目前我國經濟的平均增速是4.7%，與我們原來預計的5.5%有很大差距。2035年我國要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按不變價計算，2035年GDP增量和人均GDP就必須再翻一番，2020-2035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就必須要達到4.83%，在“十四五”期間以及2022-2027年，平均增速就必須要達到5.5%左右。但是按照最新公布和今年預測的數字，疫情以來平均增長速度在4.7%，比預計的要低0.8個點。明年GDP增長速度能否超過5.5%，2024年、2025年能否實現常態化，達到5.5%-6%的增長水平，將考驗我們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經濟發展動能的轉換是否成功全面轉型。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意味著一個國家經濟制度更為成熟、經濟運行體系更為穩定、經濟增長動能更為常態化，這樣就不會出現過大的波動和起伏。相反，如果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政治發展之間就無法形成良性互動關系，就會出現拉美現象，在動能波動中出現興衰的交替。未來五年，我國的增長動能和增長速度能否在全球陷入滯脹的新階段走出亮麗的增長路徑，對整個中華民族是最大的考驗。
二、未來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轉不平衡、不對稱博弈的關鍵期
2015年中國的GDP達到美國GDP的60%，中美大國沖突全面拉開帷幕。2019年我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6.8%，2020年達到70%，2021年創歷史新高達到76.1%。2015年-2019年，中國占美國GDP比重平均每年提升1.4個百分點，過去三年平均每年提升4.6個百分點，是一個加速趕超的過程。2022年前三季度，中國占美國GDP的比重回落了近9個百分點，僅為68.3%，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的增長速度從去年8.4%回落到今年的3.2%左右。美國今年的實際增長速度在2%點多，名義增長速度卻是9.0%；而中國實際增長速度3.2%左右，名義增長速度在6%左右。因此，今年美國名義GDP增速超過中國三個百分點，再加上截至目前人民幣貶值了8.8%左右，導致中國占美國GDP的比重回落。未來，中美之間的博弈不會是一馬平川的，中美GDP的總量也不是簡單的直線上升，而是會有曲折的。預計明年中國GDP增長速度會達到5.5%左右，而美國GDP增長速度在0.7%-0.8%的水平。按照這樣一種預測，不考慮匯率因素，明年中國占美國GDP比重會回升到73%。
在大國博弈中，GDP占比60%和85%是兩條分界線，是守成大國全面阻擊新興大國的關鍵點。一旦新興崛起大國的GDP超過守成大國的85%以上，就意味著從不對稱的博弈轉換成對稱博弈，迫使守成大國必須要全面改變傳統的單邊霸凌模式，向共存狀態轉變。這個階段也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擦槍走火的高發期，危險重重。因此，2022年-2027年這五年，中國GDP占美國比重從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的階段，也是沖突高發的核心階段。如果在這幾年我們能夠扛住美國的各種打壓，就會在2027年、2028年左右全面迫使美國調整戰略。今年10月剛剛公布的美國國防戰略報告以及美國智庫對于中美經濟形勢的評估中提到，按現行匯價測算，中國GDP總量可能在2028年前后超越美國。因此，未來十年是中美博弈，特別是美國遏制中國的窗口期，更是中國突破美國戰略遏制和圍堵的關鍵期。
三、未來五年是突破李約瑟之迷，全面實現“卡脖子”問題突破的關鍵期
國家在2002年就提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2009年系統制定新型戰略性產業規劃，2012年全面出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2015年制定了中國智造2025年規劃。因此，中國在一些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等方面的布局，并非是從中芯事件、華為事件后才開始的，而是從新世紀以來就開始了。這二十年間，中國已經完成了一個技術進步和技術趕超的周期。未來幾年，將是我們的技術在科學、產業和市場上的可行性的檢驗期，也是我們在“卡脖子”問題上，在670多項關鍵技術領域用長板補短板的關鍵時期。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在美國完成產業鏈、供應鏈的全面布局之后，國內大循環在一些極端狀況下是否還能夠高效運轉。
未來幾年也是全面以實體經濟發展，以高端制造業發展為核心的關鍵期，也就是突破鮑莫爾成本病的關鍵時期。隨著GDP不斷擴大，財富不斷積累，非貿易品和一些傳統的服務業的成本就會上升。大量的勞動和一些資源向服務業等勞動效率更低下的部門集聚，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下降，也導致非貿易品的快速提升和貿易品產業的空心化、泡沫化現象。這個時期，往往是鮑莫爾成本病交替出現的關鍵期，如何通過制定戰略來進行突破就顯得至關重要。
四、突破漸進式改革的瓶頸期，集眾智進行真改革
發展的關鍵是進行持續地改革，尤其是要突破漸進式改革的瓶頸期。漸進式改革最大的問題是，在漸進過程中容易形成跨體制、跨模式間的套利行為。這種套利行為往往會導致新的利益集團的形成，從而阻礙改革。這些利益集團會進行假改革，并且利用自己的權利和資源使一些改革計劃空轉，使改革無法落地。
過去出臺了很多改革方案，國家戰略制定得也很好，但是一些關鍵性的改革總是無法落地，比如圍繞房地產、土地、財稅體系和新興激勵體系的改革。目前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政府出現了塔西佗陷阱，出現了公信力的問題。如果想讓市場主體相信我們要真改革，就一定要在一些牛鼻子問題上動手，出臺一些能夠打破阻礙改革的利益集團的措施。大國崛起首先是要建立適應新形勢的、新的激勵相容體系，而這個體系恰恰是真改革才能構建的。
此外，要集眾智來形成真正的戰略，處理好國內與國際、國有與民營、地方與政府、實體與虛擬之間的幾大戰略關系。這恰恰需要我們在一些關鍵領域進行改革。能否使潛在增長速度提升兩到三個百分點，使TFP貢獻程度達到美國60%-80%的水平，這取決于我們在這些關鍵領域的改革。
未來，我們不僅僅面臨著外部的各種挑戰，更大的挑戰是來自于內部利益結構重構，來自于智慧的重新凝煉，來自于我們對于一些系統性風險的化解。因此，未來五年是我們要把握的關鍵五年。(文/劉元春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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