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麗 實習生 杜小娟

　　現在，王女士的“菜農”生涯告一段落。

　　就在她家陽臺外面，是修整出來的一小塊菜地，這里種著西紅柿、絲瓜、豆角。這是住在一樓的好處。王女士隔兩天就會澆水、松土、除蟲，雖然產量很小，但用她的話說，“吃著踏實”。

　　小花園的那頭，擺著一排泡沫箱子。這是高層住戶想出來的法子，填好土，撒上菜種，夏天的時候，這里有韭菜、辣椒、苦菊和油麥菜。

　　如今，城里種菜的人越來越多。浙江、上海、北京、重慶、江西等很多地方，“屋頂菜園”大受追捧，大企業聘用菜農，小家庭自己鉆研，第一個好處——“不打農藥”。

　　除了種菜，城市人還熱愛做面包、釀酸奶，這些東西里面沒有“植脂末”和“皮鞋”。

　　沒什么比自己生產出來的東西更讓人放心。城市消費者大多遠離土地，有的分不清韭菜和麥子，習慣購物卻不知道添加劑的種類。當這種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置于整個社會誠信缺失的大背景下時，食品安全事故頻發似乎就不可避免。

　　從蘇丹紅到地溝油，從毒饅頭到廢皮革膠囊，食品隱患數不勝數，消費者缺乏安全感，逐漸對生產者失去信任。

　　但是，自己種的菜、做的面包、釀的酸奶絕不會是城市人餐桌的全部，在法律和監管之外，他們開始尋求安全食品的第三條路。

　　“趕集”求互信

　　自2010年9月以來，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已經舉辦了40多屆，參加農戶和商戶近30家，趕集人數從最初的100多人到4000多人，吸引了眾多關注環境保護和生活品質的中外人士參加。

　　農夫市集是一個由消費者志愿發起搭建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消費者不僅可以在市集上和農戶面對面地交流，還可以去農場參觀，可以知道他們在哪里種菜，在哪里養雞。同時，也幫助農戶拓寬市場渠道，鼓勵更多農戶從事有機農業，從而減少化肥和農藥帶來的環境污染、維護食品安全、實踐公平貿易。

　　在這里，一方是從事有機農業的農戶，一方是消費者。如果來得早，能買到不打農藥的蔬菜，家養的雞鴨，手工制作的奶酪……這些東西的價格都不便宜，一盒豆腐20元，一斤五花肉40元。

　　追求低成本高利潤是商家天性，但在惡性競爭中，優質卻難以高價，不降低成本、同流合污，企業只能被市場淘汰。

　　中國農業大學(微博)動物營養碩士丁志民認為，“北京農夫市集最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使一些農戶的利潤合理化。”

　　“這種模式在歐美等國家比較常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豐田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交易方式解決了消費者對生產者一無所知的問題，也就是說，從“田頭”到餐桌的距離縮短了。

　　找到那只下蛋的母雞

　　錢鐘書先生說，吃到好雞蛋，并不需要認識那只下蛋的母雞。但是，在食品安全事故頻發的今天，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希望找到那只下蛋的母雞。

　　參加農夫市集的很多農戶都會公開農產品的生產信息。丁志民是北京市順義區200畝生態農場的農場主，一直堅持在微博上發布自己農場產品的生產、生長情況，并和消費者在微博上積極互動。

　　天津綠色農夫市集發起人之一的雨洋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加入市集的農戶必須“愿意和消費者溝通其生產方式和方法，包括種子、肥料、飼料來源，防病防蟲的方法，動物的生活空間和密度，是否使用大棚等信息，幫助消費者獲取信息，保護消費者權益。”

　　北京農夫市集組織者之一常天樂認為，選擇到農夫市集來買菜的消費者，是愿意接受傳統的“與種植者和養殖者面對面交易的商業模式”。

　　“你吃的東西來自一個你認識的農戶，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跑到他家里去看他的運作方式”，常天樂說，“他也許出示不了各種認證和許可，但你的祖母在菜園子里種出一個南瓜，然后給你做了南瓜派吃，在這個過程中，認證和許可幾乎沒有任何意義。”

　　鄭豐田認為，面對面的溝通方式減少了從“田頭”到餐桌之間冗長的鏈條，而選擇這種模式的消費者，購買食品的過程其實是與生產者建立信任的過程，“是通過不斷重復購買來建立信任”。

　　面對面消費，不好推廣

　　目前來看，市集只是一個橋梁。“組織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找到生產者，驗證產品品質，并提供一個公共的平臺，讓他們到市集上出售，為農戶和消費者建立溝通的橋梁。”雨洋說。

　　《食品安全法》第29條的規定，“農民個人銷售其自產的食用農產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許可”。這也是各地市集交易的法律基礎，但同時，也是這些產品缺乏相關政府機構認證、只能靠口碑立足的原因所在。

　　常天樂說，一旦出現投訴，農戶們會非常緊張，“誠信是農夫市集最重要的基礎，農戶一旦進入了市集這個平臺，他的留存是由客戶來全權決定的。”

　　以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為例，組織者會先對農戶做前期的考察，花較長時間確定一個農戶究竟是不是符合市集標準。

　　“首先，要了解農戶的動機，他不是為了賺錢，而要有環保、食品安全或者回歸傳統等理念。其次，要去看他的農場、技術，了解他們肥料的來源、種子的來源、防治病蟲害的方法等。”常天樂說。

　　但是，北京農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法學系副主任龔剛強卻認為，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消費者不是專業人士，沒有檢測能力，通過眼睛看或參觀，不一定能發現問題，只能說是有所幫助。”

　　“這種做法雖然不錯，但模式不一定能夠推廣，只能是局部性的。”龔剛強說。

　　鄭豐田也表示，這種模式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探索，但推廣價值很小，“產品數量少，交易規模小，很難大范圍推廣”。

　　比如，上海農好農夫市集是由十余戶承諾不在生產中使用化學農藥、化學肥料、化學添加劑和轉基因種子的中小規模農戶組成的，目前以每月一至兩次的頻率在上海市區開市。

　　而據常天樂介紹，北京農夫市集的一個農戶可以認識他所有的客戶，“撐死了只能為100多個消費者供應產品”。

　　重構信任，靠基地直供？

　　鄭風田認為，在全社會重構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互信，還是要公司化運作，走品牌化的路子，比如，農產品基地直供模式。

　　“小區或者公司，可以與經營土地的農村自愿合作組織合作，簽訂合同，農產品直接從田間到對方的餐桌。”鄭風田說，這在國際上稱作社區支持農業，城鄉社區相互支持，發展本地生產、本地消費模式的小區域經濟合作方式。

　　鄭風田建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可以在全國范圍內選擇數個蔬菜直供基地，與這些基地的農戶進行合同約定，比如不能濫用農藥和化肥，“可以派第三方進行抽檢，一旦發現不合格，就取消該基地的直供資格”。

　　龔剛強認為，建立有序的市場，最根本的還是生產、經營者的自律，“現在就是以怎樣的方式讓他們做好自律，讓他們認識到應該追求更長遠的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現在還缺少這種機制。”

　　“現在很多農戶都是‘一家兩制’，自己吃的和往外賣的，都不是一塊地里種出來的。”鄭風田說。

　　“政府的監管能力確實有限，可以向比較專業的第三方機構借力，來開展監督。比如，由專門做有機產品認證的專業機構對農戶進行認證，現在的問題是，即使它沒有履行好監督職責，也不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龔剛強表示，必須健全相關的配套制度，如果產品出了問題，認證機構也要承擔一定的連帶賠償責任。

　　鄭風田表示，直供模式最大的優勢是能夠追溯蔬菜產地，一旦出現問題，就對蔬菜基地實行“株連”政策，取消該基地全部的供貨資格，從而倒逼地方政府加強監管，也可以讓農民之間互相監督，“而不是現在這樣——誰不用農藥化肥，誰就吃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