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富士康方面，盡管加薪增加了用工成本，但只要事業群內遷，加薪的負影響在兩年后就會被消減于無形。天津和煙臺普工最低工資標準僅920元，武漢900元，比深圳的2000元幾乎減少一半。重慶、河南等地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大幅低于深圳，由于內遷的員工數量遠遠大于留守深圳的員工數，因此工資成本增額很快就能抵消。因此，大規模撤離深圳遷址內地，是富士康在“加薪”之后打出的一個組合拳。

　　深圳的態度

　　富士康科技集團對于遷址還有另外一層解釋。富士康集團國際發言人童文欣證實，此前8個月內，四川成都、江蘇淮安及天津等廠房設施基本完成，遷址已開始逐步實行。除了選擇人才集中和物流運輸便捷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富士康選擇跟隨大客戶走。 2009年10月富士康在成都投資10億美元，就是跟著康寧和索尼一起走，在重慶的投資也是跟著客戶惠普走。富士康認為隨遷將減少很多成本。

　　比起當年高調落戶深圳，富士康此次遷址顯然低調許多。據媒體報道，幾年前與富士康洽談建廠投資的各地官員甚至由副省級領導親自帶隊，富士康連收“橄欖枝”，選擇余地很大。 5年前武漢市為了吸引富士康掌門人郭臺銘投資，工作組還曾耗費30萬元制作了一部影片，工作組成員把郭臺銘創業故事讀得爛熟于心。

　　時過境遷，如今深圳市對待富士康態度也有所變化，雖然并不否認富士康的貢獻，但對它也有其他聲音，這也被認為是富士康急速內遷的一個原因。 7年前富士康就提出要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但效果不佳，然而深圳市已經等待不了。

　　今年兩會期間，深圳市政府就表示，深圳面臨“土地、能源、環境、人口四個難以為繼”的背景，市政府正在推動新一輪的產業升級。在5月底舉行珠三角貫徹落實“規劃綱要”工作會議上，廣東省委官員直言要將低附加值項目向內陸轉移，富士康要把低端產業鏈的規模降到10多萬人。這種聲音令富士康坐不住了。

　　深圳大學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魏達志認為，深圳對富士康模式已越來越不歡迎。深圳已經不是當年對招商引資激動萬分的初級模式，深圳現在稅收最為依靠服務業、金融業和物流業，而40萬就業人口的富士康對深圳地方財政的貢獻很小。

　　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密度過高，富士康牽制了政府很多精力和金錢，還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員工收入少，對城市消費的拉動能力有限，但員工管理造成的問題卻不少。深圳的人口密度為全國最高，城市已經不堪重負，產業結構急需調整，因此深圳只能逐步淘汰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業，顯然富士康模式不再適合深圳，只適合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

　　但另一些經濟學者則認為，富士康對深圳市來說，一旦遷離，評價其負面影響不該僅限于稅收的減少。首先，廠區周邊住房出租率下降，餐飲娛樂、酒店等行業受到沖擊。其次，與富士康香港的其他產業鏈上的企業隨時會因為富士康的遷移而跟隨遷離，這將對深圳市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