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要“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以后，特別是2015年，國務院印發《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和《國家標準化體系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后，全國各地普遍給予了高度的重視，開展調查研究并著手制訂相關服務規范和管理制度，可謂熱情高、決心大。為此，記者電話采訪了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干部教育學院副院長，廣東省公共服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秘書長李綏州教授。

赴加拿大研究地方公共服務標準化。右一為李綏州教授，左一、左二為安大略省
倫敦市（London ON）政府官員

　　李教授告訴記者：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要有科學的方法和實用的技術，還要和我國行政改革的方向趨勢保持一致。否則，一場轟轟烈烈文化建設運動可能會走入誤區，造成制度資源、物質資源的巨大浪費。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要講科學，切忌指標化、機關思維、頂層包辦和急于求成。

　　切忌把標準化搞成指標化

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往往被誤解為“指標化”。所謂“指標化”，即上級主管部門制訂公共文化服務的目標、內容、過程、資源配置、業績等各項指標，并進行量化考評排名;下級則主要發揮“分包商”的作用，將上級下達的指標分解后逐級下達、層層落實。

　　表面看，“指標化”的做法目標清晰、責任明確、易于量化考核，且層層加碼，效率很高。但深入觀察發現，指標化往往失之于簡單化。

　　最常見的情況是，一大堆指標轉化為掛滿匾牌卻門前冷落、基本無人問津的館站所室之類的硬件設施，大量的資源投入卻沒有換回應有的社會效益，浪費了制度資源，浪費了人財物。事實上，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是要建立一個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質量管理體系。它是由需求識別、政策轉換、效果評估和持續改進等四大機制，以及質量目標、質量責任、質量方法、質量行為、質量測量和質量改進等六大環節所構成的閉合管理體系。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建設是個建立機制、完善體系的過程，是個圍繞服務對象需求而持續改進供給的過程。

　　切忌用機關思維搞標準化

有“指標化”邏輯，就必然有機關思維。機關思維就是以機關科室為中心建立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體系的思想和意識，其結果是機關科室主導指標的制訂、執行、檢查驗收和考核評比。于是，服務標準化的過程演變成了科室的指標化活動。支持機關思維的是所謂的“專家論證”，搞些無厘頭的“頭腦風暴”確定指標，再通過無厘頭的德爾菲法之類確定指標權重。科室人員和“專家精英”

　　一道完成了指標的落地過程，想當然地認為農民愛讀農業科技，又是送書送報又是建場館。真實的情況是，青年農民外出務工，留守的婦女要種田，老人要帶孩子，孩子要讀書，哪有時間去泡文化站讀農業科技?因此，必須用質量思維替代機關思維。質量思維強調四點：一是服務對象的需求引導供給，二是服務對象做出選擇，三是廣泛應用市場機制和政府-社會伙伴機制解決問題，四是需求被滿足的程度是評價服務效果的標準。國內外公共服務早已探索出了成熟的、智慧含量極高的質量管理體系。如為提升勞動者的職業技能，政府給適齡的勞動人口發放定額的教育券，鼓勵民間機構開設有針對性的培訓課程以吸引生源，培訓機構再拿教育券到政府兌現。假設政府沒有采用教育券制度，而是坐在機關科室想當然地給下級政府下達培訓機構的數量指標、師資指標、場地指標、設備指標以及訓練課程，能達到提升勞動者素質的目的嗎?因此，質量思維堅決反對機關科室人員越俎代庖，代替服務對象做出選擇，堅決反對以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提供公共服務。

　　切忌把頂層設計搞成頂層包辦

指標化、機關思維反映的是政策頂層設計的偏差現象。從資源的權威性分配看，一切政策都是頂層設計的結果。頂層設計是個中性概念，制修訂憲法、黨章及教育、醫療衛生等政策都需要一個頂層設計的過程。因此，推進公共文化服務不是要不要頂層設計的問題，而是如何科學地進行頂層設計，關鍵是防止在指標化、機關思維的制約或誘導下，頂層設計異化為頂層包辦。頂層包辦意味著上級主管部門把公共文化服務的內容、規模、過程、規范、結果等予以規定，幾乎或完全沒有給市場、社會、地方或基層政府留下發揮的空間。這樣，頂層設計演變成為頂層包辦。文化活動本來最豐富多彩，最生動鮮活，最體現民情民意。但頂層包辦卻把文化活動辦成了一堆數據、一堆指標，違背了文化發展的規律。基層與民間的創造性也被抑制，主觀能動性再沒有發揮的空間。事實上，民間和市場的創造力非常旺盛，廣東就有許多值得關注的民間文化活動，如建立了以化妝品、家具、建筑、陶瓷、收音機等多元化主題的各類博物館，融知識性、趣味性、服務性、商業性于一體，深受城鄉居民歡迎。因此，頂層設計要以發揮市場和民間的作用為旨志，切勿陷入頂層包辦的誤區。

　　切忌違背事物規律急于求成

公共文化活動屬于精神文明建設的范疇，其目的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民心，引導、教育城鄉居民，從而全面提升國家的綜合軟實力。但是居民的美感、榮譽感、責任感以及職業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形成和強化，是潛移默化、無聲無影、春雨潤物的內在化過程。通過行使國家或行政的力量，我們可以在規定的時間內建成寬敞明亮的圖書館、文化館、閱覽室，可以配備多少臺電腦、多少冊圖書、多少位服務專員，還可以制訂出多少項服務規范、制度、公約之類，但無法保證居民能夠起建立對京劇豫劇和黃梅戲的興趣，無法強制居民養成閱讀馬列閱讀經典的習慣。因此，你能用圖書存量、場館面積來衡量居民的審美情趣、價值觀和文化素質嗎?搞文化建設，不能“趕工期”，不能簡單套用物質基礎設施建設的那一套做法，既不能揠苗助長，急于求成，也不能搞形似而神異的物質和物理運動。搞文化建設固然需要有形的物質載體，但這種物質載體必須是基于市場機制、基于居民需求和社會偏好、基于地方和基層政府的創造性而配置。因此，推進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要在尊重文化、市場、社會以及公共管理等活動的規律的基礎上，從現實出發，循序漸進、持續改善。

　　指標化、機關思維、頂層包辦以及急于求成四位一體，反映的是權力意識而非服務意識。實質上，這是用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搞文化建設，難以找到與當前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這一大方向大趨勢的契合點。如何把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納入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大局進行設計，是各級文化主管部門要思考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