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張

　　中國質量萬里行雜志

　　本刊記者宿希強

　　一頭稀疏的銀發，白襯衣，銀質眼鏡。劉源張微笑著向記者走來，步履毫不遲滯。盡管已經84歲高齡，優雅的風度依舊。

　　就在6月5日，他還應邀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2009中國卓越企業領導人論壇，并發表主題演講。論壇組織者后來感嘆“沒敢想他真的能來”。這位質量管理領域的教父級人物，似乎沒有任何架子——他的夫人則說“凡與質量有關的事兒他沒有不關心的”。

　　“美國再好不是家啊”

　　中學時代，成為一名工程師是劉源張的夢想。1942年，他從燕京大學去日本準備讀機械工程，幾經輾轉，最后卻進入京都大學讀了經濟學。

　　1949年，劉源張去東京大學聽課，開始了解到質量控制的概念，覺得質量領域還是挺有意思的；1950年，世界著名的質量管理專家戴明博士來日本講學，劉源張設法看到了戴明的講義，一個新天地打開了——那時統計一般是和社會學聯系在一起的，叫社會統計，現在居然也用在了工業上！

　　1950年10月，經導師推薦，劉源張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學習。一年之后，他轉攻運籌學，而運籌學的一個分支就是質量可控性。不久，日本的老師來美國探望他，劉源張說想回國，老師有些吃驚，說你在美國呆得好好的，回國干嘛？“美國再好不是家啊！”劉源張說，留學不就是為了報效祖國嗎？

　　那時他在學校圖書館里看人民日報和中國畫報，滿眼都是有關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的報道。劉源張想：中國能造汽車了，造汽車需要質量控制啊。1956年，已取得博士學位的劉源張在志愿表上將一汽作為回國工作的第一志愿。

　　他沒有想到的是，不久，錢學森向他發出了邀請。劉源張愉快地來到中科院力學所，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質量工作。

　　工作該如何開展呢？

　　錢學森對劉源張建議說：“你剛回來，還不太了解情況，先去企業轉一轉吧。”于是劉源張隨機械工業部、紡織工業部組織的專家團到了上海，在這里，他又遇到了從美國回來的兩位質量方面的學者，仨人一商量覺得應該給企業講講質量的知識——隨即拜會了當時的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汪道涵等負責人，得到了大力支持。

　　1957年夏天，第一期質量控制講習班開學，學員來自一機部主管的16個大廠檢驗科和技術科的相關人員，除了理論學習，劉源張還組織他們去北京、上海、天津、濟南各地的工廠實習。

　　一期學習結束后不久，劉源張特地去一些企業考察，發覺很多人在學習期一過，又回復到以前的狀態了。是不是我太好為人師了？劉源張越想就越覺得自己犯了一個錯誤：給企業的人講高等數學，他們聽不懂，看來還是要進一步了解企業的情況和員工的情況，現身說法。

　　很多年過去，劉源張才了解到，很多人就是從那時開始才有了質量意識的。有人評價，他改變了一些企業的操作和管理習慣，為中國企業撒下了第一把質量概念的種子。

　　“20年后它救了我的命”

　　1958年，“大躍進”開始了，全國上下呼應“理論聯系實際”的號召，劉源張到處找“實習”單位，后來他到了國棉一廠，和當時的技術員王槐蔭熟絡起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謝富治炮制冤假錯案，以“美日特嫌”的罪名將劉源張關入大牢，一坐就是八年零八個月。

　　十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結束，劉源張出獄——但仍戴著“特嫌”帽子，找不到工作。這時已做到清河毛紡廠副總工的王槐蔭給力學所打電話，要求劉源張去他那里上班，后來又說服清河毛紡廠黨委以黨委的名義發邀請函，在上級的同意下，劉源張終于得到了這個寶貴的工作機會。

　　在清河毛紡廠工作期間，劉源張開始將他的全面質量管理理論用到了實踐中，它的成功經驗很快在全國得到了推廣。
劉源張說：1957年我種了質量的種子，沒想到20年后它救了我的命。

　　1978年，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袁寶華約劉源張一敘。之前袁去美國和日本轉了一圈，感觸很多，覺得有必要在國內建立一個產官學一體化的質量組織。

　　劉源張進言：中國確實需要這樣一個組織，在政府和百姓之間充當橋梁作用，既為政府提供一些專業信息又可以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幾個人商量組織的名稱，有人說叫質量管理學會吧，劉源張說：學會需要的是專家和工程師，我們需要的是企業質量管理的實踐者，應該叫協會。

　　一年后，中國質量協會正式成立；劉源張等發起者立了個規矩：中國質量協會和各級地方質量協會不是上下級關系，而是兄弟關系；各級質量協會應該與當地政府機構建立起關系。這個規矩，他幾乎對中國質量協會的每一任秘書長都強調過。令他特別欣慰的是，以前他組織質量講習班，一個班也就五六十個人，現在中國質量協會組織起了一張覆蓋全國的大網，培訓的人數都達到幾百萬了——沒有各級質量協會，這是不可能的。

　　“我是一個搬運工”

　　劉源張的突出成就在于，融技術與管理為一體，開創了中國的“全面質量管理”。

　　從1957年開始，劉源張在各地工廠從事試點、培訓和普及工作，解決了紡織、機械、電子等行業中的質量難題，特別是1976年至1979期間，他在北京清河毛紡織廠、北京內燃機總廠、東風電視機廠、第二汽車制造廠等所做的全面質量管理工作，經國務院采納在全國企業推廣，產生重大影響。

　　1979年，他提出的“三全”和“三保”理論獲中國科學院重大科研成果一等獎，參與指導的“可靠性理論應用到建筑結構設計統一標準”獲1986年國家技術進步二等獎。1989年起他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第一個管理科學重大項目“中國工業生產率管理理論和方法研究”，提出了工業企業定額制定準則，在企業的應用取得相當的經濟效益。

　　劉源張在質量領域的成就也得到了國際的公認。他被譽為“中國質量管理之父”，并于1989年至1992年出任亞太質量組織主席，1995年當選為國際質量科學院院士，1997年美國Newport大學授予他全面質量管理名譽博士。亞太質量組織也授予他“哈靈頓－石川”獎——這是中國質量界獲得的最高個人榮譽獎。

　　中國推行全面質量管理是1976年劉源張開始宣傳的。

　　1977年劉源張開始在報紙、電臺和電視臺上講解傳播管理科學。1979年《工人日報》連載他的《談談質量管理》，1980年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講他的《全面管理4講》，1981年1月他籌劃并主講的《全面質量管理》電視講座更是開此方面的先河，受到積極響應。尤其是1987年5月他籌劃、組織并主講的《服務工作質量管理》播出后受到全國各地的熱烈歡迎，當年播放兩次，又特別為配合亞運會提高北京市服務行業的服務質量加播一次。為此，1988年6月28日他受到李鵬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和鼓勵。1990年該教材被臺灣翻印出版發行。

　　劉源張認為，中國的質量管理，1976年以前，稱為啟蒙階段。以后的30年大約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全面質量管理階段，第二個是ISO9000的質量體系標準階段，第三個是六西格瑪階段。其實，這三件事是一回事。只不過，全面質量管理是日本人提出來的，ISO9000質量體系標準是歐洲人把它國際化的，六西格瑪是美國人叫出來的，如此而已。

　　劉源張說：“那些年，我在全國各地宣傳全面質量管理時，就對人們說，我只是個搬運工，把西邊的東西搬到東邊來，把東邊的東西搬到西邊去；把研究室的東西搬到工廠來，把工廠的東西搬到研究室去。”

　　“我的心還年輕”

　　當記者問到中國產品質量變遷和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時，劉源張認為，“中國質量領域發生了可喜的變化”。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產品在質量的總體水平上是穩步提高的。就國家產品質量監督抽查的數據而言，較1978年提高了8個百分點，應該說是不錯的”。

　　譬如原材料和裝備類產品、有色金屬和石化行業產品，標準和實物質量已與國際水平接軌，機床、發電機等已經趕上國際先進水平，劉源張說，再就是消費類產品質量和檔次大幅度提高，家電產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還有高新技術類產品性能顯著提高，通信網絡設備、新一代移動通信、數字音頻視頻、新型顯示器等產品的主要功能和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質量合格率達到99.5%以上。

　　“中國的產品質量監督抽查是很嚴格的，不只是產品的性能，甚至于產品的包裝和標識上有問題也立即判為不合格。”劉源張有兩個女兒，一個在美國一個在加拿大。他的夫人幾次“攛掇”著他去美國與女兒團聚——在他們的房間里，掛滿了兩個女兒和三個外孫的各種照片——劉源張都沒有成行，因為“放不下國內這攤子事兒”。

　　作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他不時要參與政府或企業的一些決策、咨詢活動；作為中國質量協會的創始人和顧問之一，他不時還要出差去各地為企業做一些顧問工作；作為上海大學管理學院的院長，他同時還得承擔許多教學與科研任務。

　　很多人勸他，“這么大年紀了，也該歇歇了”，劉源張總是笑著說：“別看我年紀大了，我的心還年輕！”

　　他的夫人笑言，“他返老還童了”。每次有記者或是攝影師在家里給劉源張拍照，他都會手腳麻利地拿出自己的相機“反拍”。

　　也許，正是因為一顆童心，成就了今天的劉源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