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西方有位哲人曾經說過：“人們為了生活來到城市，人們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
　　由此，“Better Ｃity，Better Ｌife”，上海世博會這一哲學意味濃厚的主題，收獲了來自全世界的敬意——緊扣時代脈搏，而“讓生活更美好”，更是人類永恒的命題。
　　從邏輯延伸看，“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會的這一主題既像一個良好的祝愿，又像一個待解的問題——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
　　2000年美國曾出版過一本書《Pay Ｉt Forward》，翻譯成中文叫《美好人生》。這本書說的是一個12歲的男孩想出了一個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的辦法：首先幫助3個人完成他們各自的愿望，作為回報，這三個受助者中的每一位都必須另外幫助3個人，然后一直繼續下去。
　　現實當然遠比小說里的描述復雜得多。我們關心的是，中國應怎樣對“美好生活”破題？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內涵是：更健康的城市，讓人們的生活質量更高。”中國城市生活質量研究課題組組長、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連玉明認為，“生活質量是城市價值的核心，城市生活質量的高低是衡量城市價值是否最大化的重要標志。”
　　更健康的城市
　　建設健康城市，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世紀80年代面對城市化問題給人類健康帶來挑戰而倡導的一項全球性行動戰略。1994年，WHO給健康城市的定義是：“健康城市應該是一個不斷開發、發展自然和社會環境，并不斷擴大社會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命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互相支持的城市。”
　　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傅華則針對中國國情，提出了更容易理解的說法：“所謂健康城市是指從城市規劃、建設到管理各個方面都以人的健康為中心，保障廣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工作，成為人類社會發展所必需的健康人群、健康環境和健康社會有機結合的發展整體。”
　　提到健康城市，不能不提及中國的城市化。
　　根據國內的統計，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已達到50%，并每年以1%的速度在增長。而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08年的報告預測，到2025年，中國城市人口還將增加3.25億人，這其中包括2.3億外來人口。按目前的趨勢發展，中國城市人口到2025年將達9.26億，到2030年將超過10億。
　　中國的城市化熱潮是從改革開放之后伴隨工業化進程興起的。1983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發表了一篇名叫《小城鎮，大問題》的文章，提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要以小城鎮為主，大中小城市為輔”，認為“加強小城鎮建設是中國社會主義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文章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并得到了政府決策者的認同，此后，“小城鎮，大戰略”成為了中國城市化道路的主基調，鄉鎮的建制大幅增加。而“嚴格控制大型城市，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成了此后近20年的城市發展規劃方針。
　　直到2000年，“小城鎮，大戰略”的策略開始被質疑，很多學者認為小城鎮戰略的強化是一種誤導，并不符合發達國家城市化的一般規律。
　　中共十七大之后，積極發揮大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的城市化策略，正式被確定下來。此時，中國已形成了以九大都市經濟圈為主的發展格局，形成了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落。“這是尊重工業化推動城市化的現實，城市人口的流動和增加有利于擴大城市經濟規模效益，過去將鄉村人口限制在中小城鎮的做法，實際上是大城市利益群體的一種主觀排斥。”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評價。
　　但此時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已經積累了很多問題，或者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導致許多城市病出現；或者工業化滯后于城市化，造成資源浪費和無序發展。
　　連玉明說，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未來的中國是城市的中國，但中國城市發展的方向、核心、本質是什么？當前人們的認識并不統一，其中最突出的一個表現，就是盲目過分地追求物質的、經濟層面的東西。用長期從事城市與國土及景觀規劃的北京大學教授俞孔堅的話說，就是“暴發戶意識下的城市美化運動”，是“五千年未有之破壞”。
　　而同期，發達國家的許多城市正逐步走出城市化的歧路，如在大倫敦、大溫哥華及新澤西州的發展與重建規劃中，“田園城市”、“新城市主義”以及“精明增長”等更為健康的城市概念不斷推出。
　　“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城市病歸根結底是城市化路徑問題——城市化不僅僅是追求量的擴張，更重要的是對質量的提升，這需要一個健康的城市化過程。”北京大學城市和區域規劃系主任呂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健康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四種承載能力：一是大中小城市相互協調的能力，二是工作崗位的提供能力，三是城市生態的承載能力，四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
　　他認為，大城市解決協調發展問題，最好的空間單元就是城市圈，但不管是城市圈的這種協調也好，城鄉統籌也好，區域統籌也好，都需要考慮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范圍里邊怎么樣去實現資源的各方面的優化。
　　連玉明也同樣認為，大城市的發展問題應注重在宏大的視野下考量。他嘆息，北京就在城市發展中錯過了很多良機，如奧運會的舉辦——北京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是南北城區發展不均衡，本來通過奧運會的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將南城發展起來，改變城市結構，但北京只看到了現實利益而忽略了縮小南北城區差距的機會；另外，應把北京的第二機場修到天津，將天津作為國際機場，這樣不僅能夠加強京津兩地的貿易往來還為北京節省了資源，對實現京津一體化提供了先決的條件；還有，目前京津冀一體化還停留在口頭上，北京今后發展要注重大北京的建設，建設環渤海的經濟圈，因為只有周邊地區都發展，才能減少周邊人口對北京的壓力，從而使其成為宜居城市。
　　具有借鑒意義的是，中國南方的一些城市再次先行走上探索之路。
　　就在近期，國內首個以生活質量提升而不是區域發展為核心訴求的跨界合作規劃——《粵港澳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推出。根據《專項規劃》對“優質生活圈”的描繪，這個生活圈應該是生態系統安全可靠，自然環境健康潔凈，經濟發展低碳、可持續，居民能夠獲得多樣就業崗位保證體面的生活，空間環境舒適宜居，交通系統綠色、高效，社會和諧安寧，公共服務便利……
　　“這一規劃在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關鍵時刻，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描繪了中國健康城市未來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環境優美、文化多元的新的努力方向。”很多專家對此規劃不吝贊美之詞。
　　更高的生活質量
　　5月26日，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美世(Mercer)公司發布了《2010年全球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報告中對全球221個城市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排名，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蟬聯“全球生活質量最佳城市”——中國城市沒能躋身前50名，排名最靠前的為香港，排名第71位，上海和北京分列第98和第114名。評比的依據為城市基礎設施、生態環境、醫療福利體系等10個項目。
　　幾乎同一時間，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發布了《2009城市生活質量報告》，報告中對中國100個城市的生活質量進行了排名，其中深圳、東莞、上海、北京位列前四。評比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等12個方面分別考察各城市情況，最終結合各城市客觀條件和網民認同度、滿意度進行綜合評定。
　　對比兩項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當前中國城市的生活質量似乎并不盡如人意。
　　生活質量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美國經濟學家J.K.加爾布雷思1958年所著的《富裕社會》一書中。此后，生活質量逐漸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中國80年代初開始結合國情對生活質量指標體系及有關問題進行研究。
　　實際上世界各國對生活質量的評價指標并不盡相同。1993年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生活質量時，強調其是人的主觀體驗，是“不同文化和價值體系中的個體對與他們的目標、期望、標準以及所關心的事情有關的生存狀況的主觀體驗”。
　　5月初，《環球》雜志和新浪網推出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七成中國城市網民對自己的生活質量并不滿意。這項網絡調查也許并不準確，但參照意義明顯。
　　調查中近一半的網民認為自己患有“城市焦慮癥”，兩成人很難確定，只有三成的人表示自己沒有問題。對于其原因，“房價、物價飛漲”被網民列為首選，隨后按投票順序依次是“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自然環境惡化”、“社會保障不健全”、“城市規劃布局雜亂”、“交通效率低下”、“就業壓力大”、“城市安全指數低”和“城市化過快”等。
　　對于決定城市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網民分別從個人角度和城市角度也進行了解讀。從個人角度來看，“有更多時間去享受生活”成為網民的首選，其后按投票順序依次是“穩定的住房”、“較高的薪金”、“美滿的婚姻”、“有固定的朋友圈和社交空間”、“能方便購買和使用城市科技等設施”等。而從城市角度來看，“社會和諧安寧”最受網民青睞，往后依次是“公共服務便利”、“生活保障充分”、“區域治安水平普遍提高”、“各種社會關系比較和諧穩定”、“城市發展方式是可持續性的”、“社區建設和發展取得顯著成績”等。
　　“關注城市生活質量實際上就是關注人的生活質量，”連玉明認為，“當務之急，就是要把城市發展從過去過分強調物的、經濟的發展轉向主要突出人的發展，尤其是人的生活質量的提高，這已經顯得越來越重要了。”
　　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是國內率先提出“生活質量評價”概念的研究單位，早在2005年，其中國城市生活質量研究課題組就曾以100個城市生活質量評價為基礎，首次編制“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從居民收入、消費結構、居住質量、交通狀況、教育投入、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環境、文化休閑、就業幾率等12個方面構建出一個多維度的生活質量評價體系。此次發布的2009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在研究過程中，同樣采用了因素分析的方法，把影響城市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歸結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在目前學術界對生活質量本身尚未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這是一個相對科學的生活質量評價體系。”連玉明說。
　　在很多學者眼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將主要的精力放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之上，政府的目標是“經濟增長最快”。這在某種程度上錯把經濟總量與人均收入本身當成了人民的生活質量，以為經濟總量上去了，人均ＧＤＰ高了，人民生活質量就提高了。但事實是，因為某種程度上忽視了社會公平，使得國家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改善并沒有同步。正因此，為了切實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中國各級政府也必須更加重視社會公平；而實現公平的路徑并不僅僅是分配，更應該是通過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均等化，實現“能力指向的平等”。
　　“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轉變到‘公平與效率并重’，中國的發展重心已從經濟發展轉向生活質量，”連玉明說，“政府決策者須站在以人為本的高度，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生活質量出發，規劃城市，建設城市，管理城市，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是中國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價值導向。”
　　城市主體間的智慧互動
　　“城市發展中的中華智慧”，上海世博會上中國館的這一主題令人印象深刻，也發人深思。
　　參觀過中國館的人能體悟到，主題短片《和諧中國》用聲畫藝術演繹了“中華智慧”這一關鍵詞。其匠心獨運的是，以《論語》中的三句警句概括了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講述中國人用30年時間加速發展，邁進“城市化時代”；“君子和而不同”，展現一天之內的每時每刻，中國現代城市都是如此豐富與多元；“從心所欲不逾矩”，則揭示了中國社會在崇尚個性化發展的同時，也尊崇社會倫理。
　　這可謂對中國城市發展千年智慧的高度抽象。它表達的是，一個智慧的城市，能讓生活更美好，能讓人們的生活質量更高。但或許，每個人心里，都會對智慧的城市有著不同版本的描摹。
　　在兩院院士、著名建筑學與城市規劃專家吳良鏞眼里，一個城市的智慧應該體現在四個方面：城市與自然的結合；城市與鄉村的融會；城市與生活、人文、建筑、工程、技術、橋梁、航運等等的聯系；統一的哲學觀，天人合一的哲學觀，妙造自然的營建理念。
　　中國館館長徐滬濱對智慧城市的理解是：“城市成為人類生活得更好的、愜意的、幸福的、和諧的家園，人、城和自然更和諧地相處。”
　　澳大利亞太平洋鄧祿普公司前董事長菲利普·博若詩則認為：企業是智慧城市的重要內涵。
　　他們的共同點是，都直接或間接提到了構成城市的主體：政府、企業、公民。
　　本屆世博會上，“最佳城市實踐區”可謂是城市智慧集中展示的平臺。城市最佳實踐區部部長孫聯生對記者表示，城市的資本、城市的發展模式和路徑的選擇、城市的交通系統、城市的住宅辦公建設、城市的清潔能源、城市的資源循環利用、城市的公共政策和城市的產業引導等，這些都可以從展示的案例中找到，都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城市的智慧。
　　巴西阿雷格里港以“參與式預算”市政而聞名世界，此次參展上海世博會，案例展示了阿雷格里港如何從全球化現象的角度來調整當地社區的發展，同時認識到可持續環境發展的重要性和潛力，并在政府與人民互助合作的層面上，推廣城市自治與建設的互動，繼而探討城市未來的規劃。
　　西班牙馬德里案例館則借助表演，把抽象的生活理念具象化。在馬德里“空氣樹”下面，人們不僅可以乘涼休息，還能欣賞到各種原汁原味的馬德里街頭表演。其傳達的是理想都市空間的理念——有綠樹、有濃蔭，更有公共空間里人與人的交流。
　　法國的羅阿案例館更是將“觸角”延伸到館外，他們舉行了一場創新周主題活動，邀請上海本地幾家創新機構，如科技創業中心、高新技術成果轉化服務中心等聯合主辦，一起分享羅阿大區與上海在創新產業領域的經驗與成果，為羅阿館倡導的生態理念做推廣。
　　中國質量萬里行記者注意到，實踐區中的“未來正在實現”項目，參展主體是企業。由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操刀”的這一展示空間，集中展示的是園區內“國家隊”、“海歸隊”、“跨國隊”、“民營隊”在各自產業領域中的前瞻性科研成果。
　　凝結城市智慧的當然不光是最佳城市實踐區，“城市生命館”同樣給人啟迪。
　　在城市生命館，體現的是把城市當成一個“生命”對待的理念。城市會“呼吸”和“循環代謝”，身體的各個部分需要通過“血管”和“筋脈”有機相連，并彼此輸送“養分”。人口是它的細胞，交通是它的血管，通信是它的筋脈，網絡是它的神經系統，能源為它提供養分，廣場和建筑是它的五臟六腑。
　　值得一提的是，18家企業館通過“科技改變生活”的科學思維同樣為城市智慧注入了新鮮血液——這也和企業在城市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匹配起來。
　　思科館的主題是“2020年普通家庭的一天”，著力打造城市未來的“智能＋互聯生活”；上汽通用汽車館播放著主題影片《2030，行！》，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出行”，二是“可行”；萬科館則用5個小故事預演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方式。
　　一切都如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生活質量》一書中表達的“能力”觀點，衡量一個人的生活質量，要看他是否具有能力來實施與追求有價值的目標相關的“功能性活動”，城市的智慧也在于城市的能力。
　　“這種能力有賴于政府、企業、公民三者之間有機、高效的良性互動。”北京大學城市和區域規劃系主任呂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