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成杰

    管理書籍所關注的大都是管理在組織內的職能，很少有人認為它是一種社會職能。然而，正是因為管理已經成為如此普遍的一種社會職能，所以它才面臨著自己最嚴峻的挑戰。管理當局對誰負責？對什么負責？管理當局的權力建立在什么基礎上？它的合法性來自哪里？這些不是商業問題或者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然而，這些問題是管理有史以來遇到的最猛烈的攻擊的基礎，這種攻擊就是收購。收購最初是在美國興起的，但如今已經遍布所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讓收購成為可能的，是養老基金成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這些養老基金在法律上是“所有者”，在經濟上卻是“投資者”，而且在實質上經常是“投機者”，它們對于企業及其繁榮毫無興趣。事實上，至少在美國，它們是“受托人”，除了得到即期經濟上的回報之外，在本質上不需要考慮任何其他東西。收購方提出要約的假設是，企業唯一的職能就是給股東提供最大可能的即期回報。不用給管理當局和企業任何其他理由，誰的出價高，誰就成為收購者，結果經常是打破持續經營的理念，為了短期收益犧牲長期創造財富的能力。

    管理當局（不僅僅是企業的管理當局）必須對績效負責。可是，績效應該如何定義？如何衡量？衡量又該如何進行？管理當局又應該對誰負責？這些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對管理的成功和重要性的一種體現。不過，這也是對管理者的一種控訴。原因在于，他們還沒有直面自己已經成為權力的代表這個事實——擁有權力就必須擔負責任，就必須證明自己的合法性。然而，他們還沒有直面自己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這一事實。

    《中國質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