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壓力大但無法排遣是之前很多深圳廠區很多跳樓員工的最大原因。為此郭臺銘希望不斷地豐富員工的業余生活，對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來說，上網無疑是最大的樂趣。在富士康廠區周邊及員工宿舍區，分布最多的就是網吧及各種小吃店和賣衣服的店。趙志樂說，員工最大的休閑方式就是去上網或者溜冰。每月7號發工資之后，附近的生意都會異常火爆，男生通常會選擇去搓一頓，女生可能就更多去逛街買衣服。
但記者轉遍了整個入住員工最多的豫康新城宿舍區和周邊商業區，沒有發現一家書店和報攤。“看書？我也就愛看《故事會》。”趙志樂中學時在平頂山體校練舉重，他向記者有點炫耀又帶著幾絲羨慕地說，今年奧運會女子舉重58公斤級冠軍李雪英跟他是同一個教練，“想要練出來太難了，所以初中畢業就出來闖社會了。”
“你幸福嗎？”當記者在趙志樂的宿舍詢問這個問題時，其他室友有的笑笑，有一個趕著去上晚班的對記者說“每天這樣工作10個小時加班2個小時，真的很累，談什么幸福。”
目前富士康的主力工人已經是20歲左右的90后年輕工人，和之前的80后、70后相比，新一代員工的公民權利意識增強，但吃苦耐勞精神差于父輩。沿海工廠的第一代員工是拿自己的工作同父輩從事的農活比，比較結果自然令他們滿意，但他們的子女更信奉消費主義，這些年輕人往往拿自己的境況與當今中國的富人比。
長期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盧暉臨認為，富士康遷到內地后降低了生產成本，但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根本問題，沒有對管理制度做出變化，目前的半軍事化管理不適應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所以只要不從根本上改變管理制度、改善生產生活環境，員工壓力大跳樓乃至罷工等問題日后還會經常出現。
消失的村莊
比之招商引資的促進效應，更為深刻的是對附近村民的影響。62歲的吳慶芳大媽是附近孟莊鎮孫莊村人士，往年的這個時節正忙著摘棗賣棗的她如今做起了環衛工人，每天早晚兩次負責打掃10個電線桿50米的路面。吳大媽告訴記者她現在一個月的工資是1080元，“種棗一年累死累活毛收入也就一萬多，現在輕快多了。”她笑呵呵地說。她的小兒子現在也在富士康打工，老伴則負責修理附近的路面井蓋下水道等。
富士康廠區被征用土地最多的馬莊、后宋、陡溝等村。馬莊村有2200多口人，原先主要從事大棚蔬菜的種植。從2010年開始，隨著富士康的落戶，村里2800多畝耕地被征用了三分之二，高莊則是土地和房屋全都被征用，村民們搬到了附近的錦繡棗園安置區。
但附近陡溝村的村民王會強則滿腹怨言。據他介紹，富士康廠區占用了附近的高莊、馬莊等好幾個村莊的土地，每畝地的補償款是6萬元，相當于一次性買斷。村民們拿到了征地補償款，很多村民覺得補償款太少也曾上訪抗議過，但都被壓了下來。
王會強說，由于原先的村民大多都是靠種植棗樹養家，富士康的到來雖然在他們眼中也是大有商機，但很多人并沒有找到太多門路，“開個面館也得有那個手藝吧。”所以很多村民只能大興土木加蓋房屋希望靠房租賺錢，或者開三輪車。
與富士康相伴而來的，的確是各種各樣的掙錢門路。只有22歲的王會強已經是一兒一女的父親，他們夫婦就在富士康工人華鴻宿舍區周邊擺地攤，但也要隨時提防著城管的巡查。 更多的則是河南其它地市的做生意的人到來。
“我夏天專門購進了四臺對開門的大冰柜賣水，由于工人們上班不允許帶煙，我這的煙還可以單根賣。”在富士康出口加工區廠區正對的富康超市老板曹士明對記者說。
因為這些商業都是因富士康而生，所以很多商鋪的名字都跟“富、康”相關，富康超市、富康公寓、富康網絡……
為方便員工的出行，當地政府還在廠區周邊開通了多班公交車，但由于公交車等待時間較長也更擁擠，員工在錯過工廠大巴的時候，一般會選擇拼車坐一輛看起來不是那么穩當的三輪車，搖搖晃晃地向著富士康的廠區或者宿舍而去。這也是員工口中所謂的“黑車”，其司機一部分是附近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但更多來自河南的周邊地市。一個工人嘟嘟囔囔地嫌司機收費貴，“到豫康不都3塊嘛，怎么就5塊了”。他有點無奈地說，“在富士康打工還不如這些三輪車司機賺得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