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松霞 郭育松

經營者對于信息提供義務的履行直接會影響到消費者交易意愿的形成，基于不真實意愿的消費者交易又會在法律效果上產生瑕疵。根據信息提供的瑕疵程度，嚴重者可構成欺詐，以及其他侵害消費者知情權等具體情形。在法律適用上應當針對各異情形有所區分，經營者的信息不提供或不完全提供行為的主觀惡意程度高時，為阻嚇同類行為的續發，在評價標準上應趨于嚴格化，可適用懲罰性賠償。而對于一般侵害消費者知情權等情形須另作區別對待。

一、案情介紹

鄧美華訴上海永達鑫瑞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永達公司）案中，鄧美華于2016年8月30日與永達公司簽訂了汽車買賣合同，購買該公司銷售的白色轎車一輛，并于同年10月2日完成交付，總價25萬元。交付后不久該車出現行駛異常，經檢測發現該車在交付前的9月12日曾有維修記錄。鄧美華認為永達公司在銷售過程中，未告知該車曾有使用以及維修的事實，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構成消費欺詐，遂訴請法院“退一賠三”賠償其75萬元。

二、學理分析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該條規定的“欺詐”在體系上可與《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欺詐構成特殊與一般的關系。為了抑制性質惡劣的侵害消費者權益案件的續發，該條突破了傳統民法中僅針對實際損失進行賠償的原則，通過設定“退一賠三”的賠償標準，懲罰經營者的積極或者消極的欺詐行為。

傳統民法理論認為，所謂欺詐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做出錯誤意思表示的行為。在消費交易實務當中，經營者負有說明義務卻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致使消費者基于不完整、不真實的信息陷入錯誤判斷進而締結消費合同的情形時有發生。對此，民法上的解決方法是，既然欺詐人侵害的是受欺詐人的自由意愿，那么該消費交易是否有必要繼續存在，應交由受欺詐人根據自身情形進行評價。受欺詐人會依據其意愿，通過行使撤銷權的方式主張該消費交易無效，從而可從交易的拘束力中獲得解脫。此時，受欺詐人主張撤銷權需滿足如下要件。第一，應當存在欺詐行為，行為包括積極欺詐和消極欺詐；第二，有使對方陷入錯誤的故意，無論是隱瞞真實情況或是主動告知虛假情況皆屬此處所言之故意；第三，欺詐行為與相對人因欺詐而做出錯誤意思表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雖然《消法》中的欺詐條款以民法中的欺詐規定為一般依據，但從立法目的來看，《消法》將保護消費者權益，與維護市場秩序列于同等位置，而民法對欺詐要件規定的嚴苛程度不利于實現上述消法的立法宗旨，也不利于實現維護市場秩序以及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目的。因此，《消法》中的對經營者義務與消費者權利的描述相比民法更加明確和細致，明顯加入了對消費者權益給與傾斜保護的理念。特別是在經營者的信息提供義務方面，不僅明確要求經營者應當提供涉及產品的質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對消費者的判斷有重大意義的基本信息，還提出了“全面、真實”的信息提供標準。進而，還在經營者惡意違反信息提供義務時規定了高額的懲罰性賠償，從側面配合消費者實現知情權。

從行為與責任平衡角度的來說，并非所有的未告知信息以及未完全告知信息的行為都會構成欺詐，甚至承擔懲罰性賠償的責任。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前提需要經營者的行為有足夠的危害性，甚至要達到惡劣程度。就如本案，原審以及再審法院對于永達公司未告知該車被使用與維修信息的行為，侵害了鄧美華的知情權，但并不構成欺詐行為，因此對于“退一賠三”的訴訟請求并沒有獲得支持。可見，經營者違反信息提供義務侵害消費者知情權的行為并不必然的都會歸類于欺詐的范疇。

如上所述，民法中的欺詐行為都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持故意態度，或者具有重大過失。雖然《消法》與民法分屬不同部門法，其立法目的與規制行為都有所區別，但就欺詐行為的界定并無本質上的不同。故消費者欺詐行為的成立也應具備故意或重大過失的主觀要件。民法對于欺詐行為的規定，主要保護的是受欺詐人的意思自由，并非針對某種特定的利益。因為交易主體之所以要承擔自己行為的法律效果，是因為該法律效果是其意思的產物，只有在其意思不受影響下作出的行為才會產生符合其內心真意的法律效果。因此，只要經營者有侵害消費者之故意或者負有信息提供義務而消極履行，并影響到消費者自由意思形成的，即構成欺詐之主觀要件。本案“退一賠三”的訴訟請求屬于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的目的不在于救濟消費者遭受的實際損失，其設立意義在于懲罰責任人，警示類似行為。因此，其作用對象應為經營者故意實施的欺詐行為，以及可與此類比的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經濟的惡意行為。對于，具有重大過失的行為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應當嚴格參照該重大過失行為是否構成欺詐之標準進行判斷。如此，不僅可以有效緩解懲罰性賠償濫用的風險，也更加符合過罰相當的處罰原則。

三、司法觀點

本案中，原被告對系爭車輛在交付之前曾有維修記錄，且于交付之后亦進行維修的事實均予以認可。雙方的系爭焦點在于經營者隱瞞該車輛已經被使用以及曾有過維修記錄的事實之行為是否構成欺詐行為。

對此，永達公司認為交付前的維修記錄系廠方要求做售前檢查時發現外觀輕微瑕疵對車輛做的售前修復，是正常合理的售前檢測。結合維修記錄顯示的里程數以及所做的其他維修項目來看，該瑕疵可能為油漆工藝問題，尚難構成認定事故車輛的標準。故不存在原告主張情形，不構成欺詐。對此，原審法院認為，永達公司的行為侵害了消費者的知情權，但對于是否構成欺詐則有不同意見。一審法院認為只有隱瞞重大質量問題才構成欺詐，二審法院則認為未全面履行告知義務的，即構成欺詐。若僅按照上述欺詐的定義來看，無論是故意捏造虛假事實還是隱瞞事實真相都構成欺詐行為。但《消法》中認定欺詐的目的是為了適用“退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故應將欺詐行為與法律責任進行整體考量基礎上，認定欺詐行為或許更為妥當。值得注意的是，新車于運輸途中容易出現輕微刮蹭，售前檢查并予以修補，在交付給消費者時未告知此類情況，似乎與法律規定的故意隱瞞真實情況使消費者陷入認識錯誤的欺詐行為還具有一定的距離。若對此也要適用懲罰性賠償，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

本案中，雖然經營者客觀上實施了隱瞞維修的事實，一定程度上違反了經營者的告知義務，但在主觀方面并未達到惡意欺詐的嚴重程度。再審法院也支持了這一意見，否定永達公司具有欺詐故意。因此，鄧美華主張的“退一賠三”的懲罰性賠償請求，沒有得到法院支持。

四、實務應對

雖然懲罰性賠償適用于經營者的信息提供義務的瑕疵履行行為，而且也有相當一部分消費者偏愛依據《消法》五十五條主張經營者欺詐要求進行懲罰性賠償的案例，但是，最終維權結果卻差強人意。因為并不是所有的經營者不提供信息或者不完全提供信息的行為都會構成欺詐行為。在通常情況下，只有與事實嚴重不符，且經營者主觀惡意程度較高時才可能構成欺詐消費者行為。實務中，存在以測試版產品作為正式版產品且未經說明銷售給消費者的案型。通常情況下，測試版與正式版在價值上應當有較大差距，甚至可能會是兩種或者兩代產品。將測試版作為正式版進行銷售屬于嚴重與事實描述不符的行為，且該信息對于消費者的締約判斷也有巨大影響。因此，經營者故意不提供該類信息的行為可對消費者構成欺詐。典型的案型還有，某國際電動汽車巨頭銷售的電動車輛存在切割焊接，對安全與貶值存均存在影響，同樣此類行為皆屬于與事實嚴重不符，主觀惡意程度較高的消費者欺詐行為。此外，在提供服務交易中，常會出現大數據殺熟等案型。某著名中介平臺的APP作為提供酒店預訂服務的經營者一方，有真實披露實際價格的義務。但其提供給消費者的價格卻與酒店實際價格顯著不符，因此，該類行為在訴訟上亦會容易被認定為虛假宣傳或者價格欺詐等行為。（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