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臺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條例》修訂草案，提出了對食品犯罪者的一些新的懲戒措施。其中最受關注的有兩條：一是對于食品安全犯罪人員，除了追究刑事責任，還將采取信用懲戒措施，終身禁止從事食品生產經營活動。二是保留區域退市制度，某地區某產品存安全隱患，同一地區同類產品集體下架。草案頒布后，叫好聲一片，稱這些舉措彰顯了有關部門針對食品安全問題用“重典”、施“嚴法”、見實效的決心。

　　筆者初讀修訂過的食品安全條例，也確實為之一振，大呼過癮。不過細細琢磨下來，心中還是有些疑惑。

　　先說終身“禁止入市”，即“因食品犯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終身不得投資食品行業，從事食品生產經營活動”。首先，這個責任人如何認定？

　　如何確保抓到“真兇”？從這幾年的一些熱點事件看，我們可從來不缺“臨時工”。其次，即使“真兇落網”，如何杜絕其幕后操控？黃光裕在獄中，尚可指揮國美控股權大戰，搞得風生水起，驚心動魄。第三，目前我國食品生產的主力軍是數以億計的小農戶及幾十萬的小作坊，如果真的執行這個“終身禁入”規定，其實際執行成本將是天文數字。因此本人對這條聽起來很過癮、很解氣的條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深表懷疑。

　　再說“區域整體退市”。這個“連坐”色彩濃郁的制度是否有違公平、公正的原則？東北人在北京犯了法，難道要把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東北人都“退回原籍”嗎？可以理解，建立區域退市制度的初衷，是希望產地政府加強監管，提高產品整體質量。但是，從以往看，北京的所有動作幾乎都會被國內其他省市所效仿，如果各地都來個“區域整體退市”，恐怕食品安全問題沒有解決，地方保護或壟斷經營倒是大行其道了。

　　必須承認，嚴刑峻法的確能夠對某個領域的犯罪行為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在特定的情勢下，以專項法律和特別嚴格的司法追究去打擊特定的犯罪行為，也的確能扭轉風氣和穩定社會底線。

　　但是，嚴刑峻法只能懲治已經發生的犯罪行為，對潛在的違法犯罪行為卻作用有限。歷史也告訴我們，嚴刑峻法從來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靈丹妙藥。明太祖朱元璋治貪官污吏不可謂不嚴酷，貪贓枉法者一概發配充軍，貪污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但是貪官卻是前赴后繼，越殺越多。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

　　因此，中國食品安全急需的，并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更加嚴峻的法律，而是監管機制的日常有效運行。

　　重立法、輕執行，說輕點，是沒抓到解決問題的根本；說嚴重點，其實還是呼口號、博眼球的官僚主義作風，是一種惰政行為。事實上，從立法方面看，1984年出臺的《藥品管理法》、2009年出臺的《食品安全法》以及剛剛出臺的《刑法修正案（八）》等，不能說無法可依，《刑法修正案（八）》有關食品安全犯罪的條款甚至適用到了死刑，不可謂不嚴，可是食品安全問題依然頻出。

　　因此，強化執法能力，構筑一個切實有效的行政監管體系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總結食品安全事件的教訓，維護食品安全，切實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國家公共安全的另一有效措施，是進一步加強輿論監督，讓那些坑害百姓的黑心商人，以及權錢結合、為GDP而放棄監管、放任有害食品流向市場、危害群眾的丑行，徹底暴露在陽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