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是基于傳統不是顛覆傳統

　　在過去的十年，最痛苦的生活是活在許小年[微博]的研究報告中。從《沒有溫度的高燒——評2003年的中國宏觀經濟》到《回到薩伊——評供給側政策》許教授一直對中國經濟持批評和悲觀的判斷。許多判斷不一定是對的，但悲觀者的悲觀在一片喧囂之中有其獨特的價值。因為小年堅持了邏輯和常識。讓我們從點滴小事，看目前異常熱鬧的供給側政策。

　　馬桶蓋回流。2015年中國消費市場尚好，但并未出現類似中國游客到日本旅游，暴買馬桶蓋等原產于中國的許多物品。這讓人不得不考慮，為什么中國消費者在充斥各種琳瑯滿目馬桶蓋的中國不暴買，而是要到日本去這樣做?其中隱含的邏輯是什么?價格差異?品質差異?消費者信心的差異?也許在2005年，中國消費者在海外購買了超過萬億人民幣的類似馬桶蓋的各類商品。

　　蘋果手機熱賣。在蘋果手機出現之前，智能手機市場已飽和且競爭激烈。但是誰都沒有想象到，蘋果手機橫空出世，引發持續熱賣，同時也導致一些創新和競爭能力較弱的手機廠商被收購甚至出局。蘋果手機不僅帶來了全新的蘋果公司，重新清洗了行業排序和生態鏈，同時也挖深了手機市場容量。這使得我們不得不考慮，什么是傳統產業和產能過剩?什么是創新和轉型?令人關注的是，目前蘋果產品的銷售開始出現頹勢。

　　日本的教訓。傳說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青木昌彥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經濟，在去世之前，特地致信其在中國的好友，傳遞其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建議。從日本的經驗和教訓而言，日本增長轉型不太成功的關鍵，就在于偏重需求側管理，總是試圖刺激需求穩增長，最終卻耽擱了轉型創新，卻也未能穩增長，滋生了沉重的政府債務包袱。青木建議中國應該更多關注供給側政策，細節如何，坊間語焉不詳。

　　也許是這些瑣碎的小事，使得供給側政策在中國大熱。這些瑣事，和從宏觀、學理層面理解供給側政策大不同。供給側政策和里根主義有關系嗎?由于里根曾啟用過一批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所以很容易將供給側政策和里根主義掛鉤。許多研究認為，供給學派在1980年代美國的實踐并不成功，它帶來了美國政府債臺高筑。后來美國經濟學家曼昆曾公開批評供給學派以減稅為核心的政策主張，是江湖術士式的不入流。

　　看起來還是回歸瑣事之中的常識，來觀察供給政策的應有之義比較好。從許小年式的邏輯看，刺激需求穩增長的宏觀政策，無法改善資源配置，而是相反。也就是說，創新和轉型，是無法用貨幣政策的松緊，還是財政政策發力或減稅來達成。宏觀政策最多只是為轉型創新提供一些環境與氛圍，但基本上不可能改善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反而有可能付出加杠桿的代價。因此，強調供給側政策，幾乎意味著穩增長的需求政策，應該到了逐漸收斂，讓市場出清的地步。

　　蘋果手機在提醒什么?也許提醒我們，任何創新都是基于傳統而不是顛覆傳統，對蘋果產品所涉及的技術創新的含金量，素來存在不同理解，但這不影響蘋果產品創造的奇跡。當下蘋果產品增勢的放緩，恰恰也顯示了創新紅利的消退。

　　對中國而言，先進制造、互聯網+等等，都有其價值，但我們轉型創新的出發點，仍然無法脫離傳統產業和既有產能。如果我們環視現代人工作和生活中所涉及的物品，其中90%在100年前很可能都不曾存在，或者已深刻改觀。什么是供給側政策?從許小年式的邏輯看，讓創新供給自動地創造需求，就如同蘋果手機的橫空出世一樣。

　　馬桶蓋在提醒什么?消費環境給予消費者的信心，似乎比產品本身更重要。價格不是決定消費者持消費熱情的唯一因素，中國生產的馬桶蓋，通過怎樣的品控，物流，商超，售后，稅收環節，到達中國消費者手中，才能激發消費者的暴買熱情?中國實體經濟的“綜合體制運行成本”是不是過高?

　　悲觀者的價值在于，從常識和邏輯出發，可以看到，并不存在四兩撥千斤、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政策創新。所謂供給側政策，最核心的內容大約是兩部曲，首先尋找到底哪些政府部門、產業和企業的要素配置效率是低效率的?停止對它們的持續輸血，讓這些部門能有序收縮甚至出局;其次在于讓有效供給能夠在中國的經濟制度土壤之上發芽壯大。

　　到了天地不仁，向死而生，擺脫對包括貶值手段在內的貨幣政策，包括減稅手段在內的財政政策的過高的持續依賴。任何不涉及要素配置效率改善的政策，無論命名其為需求側、供給側還是其他名詞，都是對轉型創新的虛與委蛇。